她想起母亲去世那年她回到老家，邻居当着一桌人笑着对她说：“你长这么好看，以后找个有钱男人就行了，别跟你妈似的倔。”那时她才刚实习。她原本以为，那种目光她已经不再害怕。
现在才知道，不是她不怕了，是她太久没有被逼到墙角。
第三天早上，她就被堵在了办公室门口。
两个亲戚坐在接待区，带着一袋土特产、三封请愿信，还有无休止的嘴脸。一个说：“你小时候你妈最疼你哥了。”一个说：“你不帮，咱们老赵家出了个杀人犯，以后还怎么做人？”
连律所的前台都皱起了眉。
他们不是来恳求，是来压人情、讲血脉、混脸面。她恨透了这种方式。
她没有立刻回绝。
那晚，她一夜未睡，翻出旧档案，看那位“表哥”的信息。
她不喜欢他。甚至有点怕他。那是个情绪阴沉、眼神游移的少年，小时候曾在她外婆葬礼上当众打碎花圈。
此案警方调查草率，证据链也不完整。还有一位男性被匆匆排除，监控有缺口，证词时间线模糊。
她迟疑。她怀疑。但她无法断定。
她不愿接这个案子，可她也不敢赌那个表哥一定有罪。
她说服自己——也许，他真的是被冤枉的。也许，这是她最后一次“还人情”。
她也知道，接了，就一定能打赢。
她接了。
案子并不复杂，但极其难看。
死者是一名大三女生，名叫何语彤，21岁，经济困难，靠打零工和做家教维持生活。
她住在城南一栋老旧的合租公寓里，租的是最靠近楼梯间的暗间，每月八百。屋里没有热水器，冬天洗头都靠一壶一壶地烧热水。
邻居们对她的评价几乎一致：“很安静，很礼貌，不爱说话，也不带人回家。”
她像是那种在社会边缘自我收缩的人，小心、节制，仿佛从未给人添过任何麻烦。
但死的时候很惨。
法医报告写得很专业，李悦却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句：“死者头部遭到持续性钝击，造成创裂伤口及失血，最终死因为机械性窒息。”
她的鼻梁被砸断，口腔出血，喉部软组织受损，凶器是一把厨房刀。上面除了死者的血，还有赵星辰的手印——清晰完整，甚至连皮肤细节都刻印其中。
赵星辰，李悦的表哥。案件一开始由他家委托的民间律师接手，提供了一套说得过去、但很快就被驳回的证据链。
他说案发当晚他人在外地，有手机定位和一个外地便利店的消费记录。但调取监控时，发现那便利店监控“刚好”坏了，而定位则因为信号漂移无法精确判定。
更蹊跷的是，案发时间段内的所有关键目击者——无一例外——“不在场”或“记不清”。有的说搬家了，有的说当晚睡得早，还有的干脆拒绝作证。
李悦接手时，距离开庭不到两个月。
她的调查方向很明确：
一，手机定位是否真实可用，是否存在转移或伪造的可能性；
二，指纹是否为第一时间提取，是否可能在案发后有接触；
三，死者与赵星辰之间是否有未披露的私下联系；
四，是否有第三人进入现场的可能性。
警方给出的结论是：单人作案，动机为“临时起意”，或有性骚扰倾向。
她看案卷时注意到两件微不足道的细节。
第一，是死者手机中的一条语音。案发前两周，她向房东表达过：“我不想再见到那个男人了，他盯着我笑的时候我很害怕。”
第二，是技术人员在厨房门把手上提取到一组未登记的男性指纹——数量不多，但清晰。
那组陌生指纹曾被送去做全国系统比对，但没有比中。警方原打算扩大排查，但因人手紧张和经费问题，最终不了了之。
她顺藤摸瓜，发现那间公寓其实有备用钥匙曾交给过另一个租客，但对方早在案发前半年退租。当她找到那人时，他犹豫再三，承认自己“的确带过一个朋友进去玩过一次”。
“赵星辰在第二次开庭时忽然更换了说法。他承认‘一两个月前确实去过死者家’，对方请他帮忙修厨房插座，他进门后洗了手，顺手拿起了那把刀切水果。”
“警方未能找到这次会面的确切时间，也没有证据推翻这段说法。那把刀的手印，也可能早在案发前就已留下。”
她指出证人之间的口供时间对不上；最重要的是，警方没有调取案发当晚公寓楼道口的监控，而那恰恰是唯一能判断进出人员的重要证据。
“一个关键监控点坏了，一个便利店监控点也坏了。”李悦的语气毫无波澜。
她只是在公诉人反驳时冷静地说出一句：“如果您在没有查清指纹来源、没有查清钥匙流向、没有查清通话记录的情况下就认定被告有罪，那这不是审判，这是投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