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元年（公元 258 年）十二月丁卯日，建业城里流传着 “聚会时会有变故” 的谣言，孙綝听到后很不高兴。当天夜里刮起大风，吹断树木、扬起沙尘，孙綝心里更慌了。戊辰日是腊祭，按例要举行大臣聚会，孙綝借口生病不去。孙休却坚持让他来，派了十几个使者去催，孙綝没办法，只好准备入宫，手下人都劝他别去。孙綝说：“国家多次下令，不能推辞。你们可以提前准备好士兵，等我进了宫，就故意在府里放火，我好借着救火的名义赶紧回来。”
孙綝入宫后没多久，府里果然起火了，他趁机请求出去救火。孙休却说：“外面有的是士兵，不用麻烦丞相您。” 孙綝起身想离席，丁奉、张布使了个眼色，身边的人立刻冲上来把孙綝捆了起来。孙綝急忙磕头求饶：“我愿意流放到交州（今越南北部、广西南部附近）。” 孙休反问：“你当初怎么不把滕胤、吕据流放到交州？” 孙綝又说：“我愿意当官府的奴隶。” 孙休又问：“你当初怎么不把滕胤、吕据当奴隶？” 说完就下令杀了孙綝。
孙休拿着孙綝的头，对他的手下说：“凡是和孙綝同谋的人，现在投降都赦免罪过。” 立刻有五千多人放下兵器投降。孙闿乘船想往北逃去魏国，也被追杀而死。孙綝的三族都被诛杀。孙休还下令挖开孙峻的棺材，取出里面的官印绶带，劈碎棺材再重新埋葬 —— 这么做，都是因为孙峻当初杀了公主孙鲁育等人。
孙綝死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孙休觉得和孙峻、孙綝同族是耻辱，特意把他们从皇族户籍里除名，以后只称呼他们为 “故峻”“故綝”（即 “已故的孙峻”“已故的孙綝”）。
之后，孙休又下诏书：“诸葛恪、滕胤、吕据都是无罪却被孙峻、孙綝兄弟杀害，实在让人痛心，赶紧给他们改葬，分别举行祭奠仪式。那些因为受他们牵连而被流放外地的人，全部召回京城。”
濮阳兴，字子元，是陈留郡（今河南开封附近）人。他的父亲濮阳逸，在汉朝末年为躲避战乱来到江东，最高做到长沙太守（《濮阳逸的事迹记载在《陆瑁传》里）。濮阳兴年轻时就有名气，孙权在位时，他被任命为上虞县（今浙江上虞附近）县令，后来慢慢升到尚书左曹，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国，回来后担任会稽郡太守。当时琅邪王孙休正在会稽郡居住，濮阳兴和他结下了深厚的交情。等到孙休即位，征召濮阳兴为太常卫将军，负责处理军政事务，封他为外黄侯。
永安三年（公元 260 年），都尉严密提议在丹杨郡开垦湖边荒地，修建浦里塘（水利工程，用于灌溉农田）。孙休召集文武百官开会商议，大臣们几乎一致反对，都说 “这工程要花太多人力财力，最后还不一定能建成良田”，只有濮阳兴觉得 “能做成”。
孙休听了濮阳兴的意见，就下令调集士兵和百姓去动工。可这工程远比想象中难办 —— 光是雇工的花费就多到算不清，士兵们累死、病死的不计其数，有的士兵实在熬不下去，甚至自己动手结束了性命。百姓们被征调服役，家里的农活全荒废了，对濮阳兴怨声载道。
后来濮阳兴升任丞相，和孙休宠信的左将军张布互相勾结、表里不一：朝廷的事两人私下里就定了，根本不跟其他大臣商量，东吴朝野上下对他们越来越失望，渐渐失去了民心。
永安七年（公元 264 年）七月，孙休去世。当时的左典军万彧，一直和乌程侯孙皓关系要好，就跑去劝濮阳兴和张布：“现在国家刚没了君主，孙皓贤明又有能力，不如立他为帝。” 濮阳兴和张布本来没什么主见，被万彧说动，就决定废掉孙休的嫡子，改迎孙皓即位。
孙皓登基后，一开始还对濮阳兴不错，加授他 “侍郎” 的官职，让他兼任青州牧。可没过多久，万彧就开始在孙皓面前说濮阳兴和张布的坏话，诬陷两人 “后悔当初立您为帝，暗地里想换君主”。
同年十一月初一，按照惯例大臣要入朝觐见。孙皓早有准备，等濮阳兴和张布一进宫，就下令把两人抓了起来，先是判了流放广州（今广东、广西一带）的刑罚，可还没等他们走到目的地，孙皓又派人在半路上追上他们，把两人杀了，最后还灭了他们的三族。
史书评论说：诸葛恪有才华、有谋略，是吴国人公认的能人，可他性格骄傲又吝啬 —— 连周公那样完美的人都还要时刻自省，何况诸葛恪呢？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处处欺压别人，哪能不失败呢？要是他真能照着写给陆逊和弟弟诸葛融的信里说的那样做人做事，就不会有后来的悔恨，更不会招来杀身之祸了！
滕胤注重修养自身品德，做事遵守规矩，可在孙峻掌权的混乱时代，还能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这本身就注定了他的危险结局。孙峻、孙綝这两人，凶恶残暴到了极点，根本不值得讨论。
濮阳兴身居丞相之位，却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考虑：既附和张布的奸邪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