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你负责冷加工工艺！我要朔特公司非球面镜片研磨机的所有操作参数，从转速到磨料配比，一个数据都不能漏！”

    “安德烈，你的任务是镀膜！多层介质膜的材料成分，蒸镀顺序，每一层的厚度控制，给我用脑子记下来！”

    “伊莲娜，检测！他们的干涉仪是怎么校准的他们的像差分析软件用的是什么算法，我要你把他们的标准流程，完整复刻一份！”

    这个前苏联的科学狂人，根本没把这次“交流”当成学习。

    他是在制定一份作战计划。

    一份把别人一百年积累的看家本领，在三个月内，全部“搬”回来的作战计划。

    钱院士看着尤里疯狂的背影，又看了看身边那些同样双眼放光的中国研究员。

    他拿起电话，拨给了张红旗。

    “红旗同志，名单，我马上定。”

    “尤里说，他要带上他最能打的几个兵。”

    “告诉他。”张红旗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到了德国，他们不是科学家。”

    “他们是学生，是学徒。”

    “低调，谦虚，只看，只学，只记。”

    “在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谁敢惹是生非，就让他永远留在耶拿。”

    “明白。”钱院士挂了电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张红旗的这番话，不是警告，是承诺。

    是一个国家，在背后为这群深入虎穴的科学家，许下的最高级别的承诺。

    一周后。

    德国《耶拿日报》在经济版的一个小角落，刊登了一则消息。

    《百年老厂朔特光学迎来新生，中国资本注入重振德国制造》。

    文章认为，这是全球化浪潮下，德国传统工业寻求出路的一个缩影。

    几家德国的光学巨头，也注意到了这条新闻。

    但没人把它当回事。

    一个快破产的医疗镜头小作坊而已，卖给谁都一样。

    没人会把这件事，和十几万公里外，那个国家最核心的芯片战略，联系在一起。

    同一天。

    一架从京城起飞的汉莎航空客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

    十五个穿着哥伦比亚影业勘景团队工作服的中国人，和几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走出了机场。

    他们手里拿着的是电影勘景的通告单。

    脑子里装的是尤里·伊万诺夫制定的那份“作战计划”。

    带队的是钱院士最得意的门生，一个叫林峰的年轻人。

    尤里的副手，德米特里博士，则混在俄罗斯人里。

    一行人坐上了一辆早就等候在此的中巴车，直奔那个叫耶拿的德国小镇。

    一场以“复兴”为名的“盗火”行动，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