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耳的警报声响彻整个无尘车间，随即又被切断。
一块显示屏上，一串鲜红的数据稳定地跳动着。
193.01nm。
脉冲频率：4012hz。
“成功了！”
德米特里博士扔掉手里的记录板，一把抱住身边的中国同事，激动地大吼。
整个实验室，沸腾了。
尤里·伊万诺夫摘下护目镜，脸上满是疲惫，但眼睛里却亮得吓人。
他走到那台被魔改得面目全非的机器前，用手背轻轻碰了一下它的外壳。
滚烫。
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老钱。”他回头，看向同样一脸激动的钱院士，“我们做到了。”
钱院士用力点头，“做到了。”
两个多月，不眠不休。
他们把这台好莱坞的“电影道具”，硬生生改造成了一头能吐出深紫外光的工业怪兽。
这道光，就是刻刀。
是用来在硅片上雕刻文明的刻刀。
孙建国站在人群外围，看着那串数据，嘴里喃喃自语。
“疯子，真是一群疯子。”
他这两个月，几乎就没离开过实验室。
亲眼见证了尤里团队，如何用匪夷所思的办法，一个个攻克了供电、冷却、材料损耗这些世界级的难题。
现在，光源有了。
稳定的频率达标的功率足够的光源。
但狂欢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
尤里第一个冷静下来，他拿起一块石英玻璃片，放到光路出口。
一束肉眼不可见的深紫外光，穿过玻璃。
他拿起玻璃片，对着检测仪器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
“光斑弥散，能量不聚焦。”
钱院士也走了过来，看了一眼数据。
“没有物镜系统，这道光，就是一根烧火棍，没法用。”
一句话，让刚刚还沸腾的实验室，温度降了下来。
光刻机，光刻机。
有“光”，只是第一步。
怎么用这束光，去“刻”，才是关键。
而负责“刻”的就是那套由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镜片组成的比航天相机镜头还要精密的物镜系统。
“我联系了德国蔡司。”
钱院士的声音有些干涩。
“发了三封邮件，打了七次国际长行，对方的回复很明确。”
“不卖。”
一个年轻的研究员忍不住问，“为什么不卖？我们给钱啊。”
“因为我们是中国。”
钱院士说得很平静。
“蔡司的技术总监在电话里说，任何向中国出售高端光刻机核心部件的行为，都违反了‘瓦森纳协定’。”
“那是禁运。”
实验室里，死一样的安静。
刚刚攻克光源难题的喜悦，被这个更现实，更冰冷的壁垒，撞得粉碎。
“苏联呢？”孙建国问尤里，“你们在光学镜片上，没有积累？”
“有。”
尤里·伊万诺夫的回答很干脆。
“军用的我们不比他们差。望远镜，侦查卫星，我们都能做。”
“但是，光刻机的物镜，是另一回事。”
他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简单的光路图。
“它要求的不是看得远，看得清。”
“它要求的是，在指甲盖那么大的面积上，把几亿条电路，分毫不差地投射下去。”
“这个精度，叫纳米级。”
“我们的技术，在研磨和镀膜工艺上，跟蔡司比，有代差。”
尤里看着众人，坦诚地说。
“这个，我们造不出来。”
这话，比钱院士说的“禁运”，更让人绝望。
自己造不出来，外面又买不到。
项目，等于走进了死胡同。
前几天还在一些兄弟院所流传的悲观论调，此刻，也回荡在实验室每一个人的心里。
这东西，根本就不是靠砸钱，靠请几个外国专家就能搞出来的。
人家一百多年的工业积累，凭什么让你几年就追上？
京城，后海。
张红旗接到钱院士电话的时候，正在看陈默刚发过来的关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动态报告。
“红旗同志。”
电话那头，钱院士的声音，没有了上次的兴奋，只剩下疲惫。
“光源，我们搞出来了。”
“比预定的三个月，提前了半个月。”
“但是……”
张红旗静静听着，没说话。
钱院士把物镜系统遇到的问题，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蔡司的封锁，尤里的判断，实验室里低落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