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柜最底层摸出一双旧手套——皮面磨损严重，指关节处缝了三道密实的黑线，是陈默去年冬天帮我补的。我戴上，活动了下手腕，皮革紧贴皮肤，熟悉得如同第二层皮肤。手机在这时震动起来，是赵砚的电话。我接通，没开口。那边静了两秒，才响起他的声音：“林野。”“嗯。”“十分钟后，军区医院康复楼B12室，秦医生在等你。”“知道了。”“还有——”他顿了顿，“你那本黑皮笔记本，第十七页，夹层里有东西。陈默留的。”我挂断电话，没回话，也没去翻笔记本。我只是走到窗边，深深吸了一口气。郑州凌晨六点的空气混着尘埃与隐约的槐花香，微凉，微涩，却真实得令人眼眶发热。我抬手，用指腹轻轻擦过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擦掉那一片水汽，露出底下清晰的眉骨、下颌线，和一双终于不再躲闪的眼睛。楼下环卫车早已驶远，路面上的水渍正在缓慢蒸发，边缘卷起细小的白边，像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我转身，拿起桌上的金属队徽，把它塞进作训服左胸口袋——正对着心脏跳动的位置。然后我拉开门，走进走廊明亮的光线里。脚步声沉稳，坚定，一声，又一声，踏在清晨寂静的水泥地上，仿佛不是走向一间诊疗室，而是重返某个尚未落幕的战场。而我知道，真正的任务，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