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越把报纸扔在桌上，手指点着其中一行：
“……夏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
尔后，不得越过该线……”
“这线一划，察北、冀东二十多个县，就这么不算夏国的了？”他声音不高，带着一股压着的火气。
坐在对面的秦晔没看报纸，目光落在窗外枯槁的树枝上。
“不止。条文里还写，‘日军为确认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
他们的飞机，往后可以名正言顺飞到我们头顶上看。”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还有那句，‘不许一切挑战扰乱行为’，你我整军修械，在他们眼里，算不算‘挑战’？”
屋里一时沉默。
协定签了，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演习频率反倒高了，车队往来调动的消息不时传来。
对于盘踞在淆城与巩镇的池越和秦晔而言，局势的恶化清晰可见，迫在眉睫。
两人都清楚，日本人所谓的“自治”不过是吞并的前奏，战争已不可避免，区别只在早晚。
面对共同的、空前强大的敌人，二人之间的那点阵营隔阂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他们之前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迅速升格为紧密的、实质性的战略合作。
压力之下，“北望计划”进行得更为艰难隐秘。
池越和秦晔见面的次数反而多了起来。
有时在淆城指挥部，有时在巩镇旅部，有时在两地交界一处不起眼的农家院里。
每一次会面，气氛都比上一次更凝重几分。
地图铺开，两人对着地图上一寸寸山河，商讨着人员挑选、路线规划、物资筹集、情报传递等每一个细节。
在愈发频繁的接触中，两人关系突飞猛进。
池越欣赏秦晔的缜密和远见，秦晔则钦佩池越的果决和执行力。
他们不仅是战略上的盟友，更在乱世中成为了彼此唯一能理解对方压力、信任对方能力的知己。
第二个冬天很快到来，随着《何梅协定》（1935年）的签署，金陵政府一纸命令下达。
中央军第十七军（曾参与长城抗战），下辖华北最具战斗力的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黄杰的税警总团等精锐部队，全部南调。
这意味着华北腹地的国防支柱被抽空。
河北省的国民党党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等机构被强行解散，抗日力量遭到系统性清除。
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东北军）等反日官员被撤换，第五十一军被调离河北，连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都召回去了。
这些命令由金陵政府直接下达，虽有万般不甘，但为避免给日军更大借口，只得执行。
河北省内，一切党部机关撤销，禁止任何形式的反日活动。
随着这些主力部队的南撤，原本处于晋军、东北军、中央军交错地带，还算“相对后方”的淆城和巩镇，一夜之间被暴露在了最前沿！
他们的东面、北面，几乎成了权力真空地带，仅存一些士气低落、各自为政的杂牌军和小股日军及其控制的汉奸队伍。
日本华北驻屯军则得寸进尺，气焰愈发嚣张。
他们不断进行武装演习，部队调动频繁，其前锋据点甚至推进到了距离淆城不足三百里的地方。
涂着膏药旗的侦察机开始频繁掠过淆城和巩镇的上空，肆无忌惮地在头顶盘旋，超低空飞行，挑衅意味十足。
那刺耳的引擎轰鸣声如同附骨之蛆，提醒着人们利刃悬顶的威胁。
汉奸特务的活动也愈发猖獗，甚至敢在白天公开窥探军事设施。
他们化装成商人、浪人甚至乞丐，如同鬼魅般渗透进来。
四处窥探、测绘地图、散播谣言，试图寻找防线的弱点。
池越的兵工厂和煤矿，秦晔控制的铁路线段，都成了日谍重点关照的目标。
在一次会面中，两人对着地图，面色凝重。
池越指着《何梅协定》大致划定的敏感区域，苦中作乐道：
“看看这一纸卖身契，中央军撤了，于学忠滚蛋，国民党部关门，咱们两个的日子要难过喽~”
秦晔的脸色在油灯下显得异常苍白，他的声音带着深深的疲惫与愤懑：
“《塘沽协定》划走了热河，弄出个非武装区，现在《何梅协定》更是抽掉了河北的脊梁骨。
金陵那边……呵，不过是饮鸩止渴，以为满足了日本人的胃口就能换来和平。
殊不知，这只会让饿狼更贪婪。”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对上级决策的失望和看透局势后的冰冷。
池越摇了摇头：“和平？指望他们不如指望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