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
我坐在桌前,望着锁着U盘的抽屉,忽然觉得那里面装的不再是恐惧,而是一面镜子——照出对方的冷酷,也映出我们的温度。
就在这时,桌上的座机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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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台值班员:“林先生,有个匿名包裹刚送到前台,没有寄件人信息,只写了‘亲启’。”
我起身下楼,接过那个牛皮纸包,很轻,四四方方,像是书信。
回到办公室,我剪开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纸条,字迹工整却陌生:
“有些门,开着的时候没人敢进。
有些钟,响之前,先有人敲。”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把纸条收进抽屉,放在U盘旁边。
窗外,夜色深沉。
可我知道,黎明前最黑的时刻,往往藏着第一道裂痕。
我盯着那张纸条看了许久,指尖在“有些钟,响之前,先有人敲”这句话上轻轻摩挲。
不是挑衅,也不是警告——这是呼应。
有人听见了我内心的动静,也有人,正站在暗处,与我对频。
但我不再疑惑。
恐惧一旦被具象化,就不再是压在胸口的巨石,而成了可拆解的谜题。
我拉开抽屉,把纸条和U盘并排放在一起,像陈列两枚对峙的棋子。
然后拨通了马协调员的电话。
“老马,市文化促进会那个闭门会,你查到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林哥,情况不对。‘规范化管理’听着冠冕堂皇,可名单上八成是咱们合作过的社区组织。非遗工坊、残障艺术团、流浪动物救助站……一个没落下。这不是交流,是围剿。”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他们要借体制之名,把曾经与我们并肩的人,一个个从我们身边剥离。
不是用暴力,而是用“合规”的绳索,温柔地勒断信任的脉络。
“清源行动”的第一步,从来不是打倒谁,而是让人不敢再靠近我们。
“那就别让他们独占讲台。”我睁开眼,声音沉下去,“你以个人名义递申请,就说你是基层协作项目的老执行,想分享一点实操经验——不争发言权,只求列席学习。”
“他们未必会批。”
“批不批是他们的事,去不去是我们的态度。”我顿了顿,“准备一份材料,标题就叫《跨领域协作十大痛点与破局案例》。案例全用真实事例,但不提联盟名字,不标出处,只讲方法论。让他们读着读着,自己对号入座。”
电话那头传来轻笑:“让他们觉得,我们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现成的解决方案?”
“对。”我缓缓起身,走到窗前,“他们怕我们煽动情绪,我们就递逻辑;他们怕我们抱团,我们就拆解经验,免费奉上。让他们在会上讨论‘这种模式是否可复制’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用了我们的语言。”
挂了电话,我又拨通朱主管。
“那批宣传册,追得怎么样?”
“全拦下了。”他的声音透着压抑的怒意,“三百七十六本,已回收三百五十二,剩下二十四本正在追踪发放路径。谢明远确认了,纸张、油墨、切边工艺全不对。更狠的是,内容被加了三段——说什么‘联盟正与境外资本洽谈控股合作’,还伪造了所谓‘内部会议纪要’。”
我冷笑出声。
他们不是想抹黑我们,是想用我们的嘴,说出背叛自己的话。
“通知所有合作站点,今晚八点,发布澄清视频。”我说,“不用我出镜,也不用配乐煽情。找老周,就是那个盲人说书人,请他用说书的方式,一段段念正版宣传册的内容。标题就叫——《有人想让我们闭嘴,但我们还有人愿意听》。”
“你真信……一句话一句念,也能破局?”
“谎言最怕什么?”我望着桌上那盏肖潇然留下的台灯,灯罩上还贴着她手写的便签,“怕光,更怕有人一字一句,认真念真话。”
深夜十一点,手机震动。
谢明远的加密消息弹了出来:
【宏宇大厦B2会议室,今晚21:17至22:03有异常信号。
音频断续,捕捉到两个关键词——
‘交接仪式’
‘媒体通稿定稿’】
我盯着屏幕,心跳渐沉。
李维汉要回来了。
而且,他们已经在准备“官宣”。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远处宏宇大厦的轮廓在夜色中如一座沉默的碑。
风未动,树未摇,可我知道——钟声将起。
我拿起手机,拨通马协调员。
“明天的座谈会,”我说,声音平静得像暴风雨前的海面,“我亲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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