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批痛哭，谓左右曰：' 印可伪，字可改，国法亦可屈乎？'

    自此而后，镇刑司刮改文书成惯例，边将调兵必遣亲信携原令护行，驿递司 ' 验印不验文 ' 之制遂废。蔚州卫都指挥石彪尝语人：' 昔者凭印信可行万里，今需带百人护一令，边军之耗，半耗于自防也。' 桑干河冰融时，有渔者获一木匣，内盛岳峰原令真迹，匣上题 ' 天道昭昭 ' 四字，不知何人所置。"

    卷尾

    调令被改，非仅一纸文书之变，实乃权臣操弄国柄之显兆。李谟借镇刑司之势，私易军调，视边镇存亡如草芥；刘成甘为鹰犬，刮改印信，明知大同危在旦夕而不顾；李嵩居中包庇，以死士灭口，将朝廷法度玩弄于股掌 —— 三人者，上下相蒙，内外相济，终致军命失期，边民涂炭。

    岳峰之忠，在于临危发令而不避嫌；秦昂之勇，在于辨伪存真而敢抗命；谢渊之直，在于追根究底而不畏权。然萧桓之优柔，使元凶漏网，奸佞得势，终让 "紫花印" 之威，不敌镇刑司之刀 —— 此非边将之过，实乃中枢之弊也。

    史官曰："军之大事，命在于信。调令者，三军之信也。信可改，则令可违；令可违，则军可溃。德佑之冬，居庸关一 ' 缓' 字，缓的不仅是援军的马蹄，更是天下人对朝廷的信任。后也先再犯，边将皆疑调令有诈，迟疑不敢动，盖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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