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王至诚听到敲门声去开门。原来靖尧早就同田园、张景城、店小二等同学晚上过来帮忙。
王至诚给大家分配好任务，简单讲了一下工作要领。大家便小心翼翼地拆开一个个卷轴和专递。
王至诚行走他们之间，欣赏着：有清末民初书坛巨匠：沈增植、冯国璋、李瑞清、康有为、吴昌硕、郑孝胥、刘春霖、宋小濂等大家的神品或绝笔，还有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等总统的绝笔珍藏书法……
有陈三立、陈宝琛、张凤翙、冯玉祥、黄炎培、马公愚和徐世昌的佳品，还有于右任、陈立夫、王一亭、林凤眠等重要领导或校长的墨宝，还有潘天寿、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李苦禅、张大千、傅抱石等巨匠的画作……
再看作者，有郭沫若、吴稚晖、吕凤子、邓散木、潘伯鹰等书坛泰斗，还有汪日章、高二适、萧稚秋、胡小石、林森、刘开渠、吴作人、滕固、谢宝阶等书画后起之秀。丁玲把上海左联丈夫胡也频以及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等文学才子的作品也寄来了。更为可贵的是：本次参战的书法，绝无轻帖重碑之嫌，历代名帖和民国书帖占了大半，况且帖学的代表人物沈尹默、吴玉如、白蕉、邓尔雅、沙孟海、谢无量、林散之、费新我、邓散木、赵朴初、王遐举、陆维钊、武中奇、赵铁山、舒同等寄来了他们《兰亭序》的摹本。
这是民国书帖的回归和复兴的序幕啊！王至诚高兴得连连评说：“‘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正如‘诗仙’李白的诗歌成就，令后人难以企及。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帖学，历经千年发展到了清朝末之后，人们已经产生审美疲劳。所以书法史遂有清代碑学大兴，以雄劲有力的点画，一扫帖学余弊，开创书法的新境界。而继续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白蕉、沈尹默等影响必然下降。”
店小二说：“王老师，您看是不是阮元、包世臣、张裕钊和康有为的作品？”
王至诚高兴地点了点头，说：“阮元并未在魏碑上下多大功夫，从传世的作品来看，二王与颜真卿一路的帖学传统功底非常深厚；包世臣和张裕钊的书法可以说是帖底碑面，从整体气质上看依然没有摆脱二王藩篱，只是在起收笔形状上一定程度借鉴了魏碑。”
田园反问：“他们也离不开帖学啊？”
王至诚批评她：“虽然碑学书论三名家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的书法，后两人被诟病之处甚多，但其书法理论却是影响深远，开有清一代书坛新风。先驱者的开拓虽有草率之失，却以其开创者的崇高地位，增加了其书法魅力。”
张景城、店小二看田园围着王至诚转，都跑过去。
王至诚各给他们分配任务，“店小二按照民国吴昌硕、李瑞清、于右任、康有为和‘二王’分派归类，张景城从中筛选出吴稚晖、郑孝胥等不利于学生爱国教育的作品，田园去找一下陈伯英的作品。”
“王老师，我找到了－－”田园送过来一副对联，念着：“一月常致二十九日醉，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
王至诚让田园举着，他一边鉴赏一边解释：“帖笔写碑，将碑意融入其作品之中，与生硬做作的张裕钊、李瑞清的北碑相比较，显然要胜出一筹。看来，佐藤松本在海城‘小来禽馆’骗走的作品不过是张伯英的赝品。”
店小二跑了过来，说：“那个洪九连王教授也骗了。张伯英先生与张学良、于右任、齐白石等私交深厚。他一生正直，颇为节行，不屑于和封建军阀同流合污，‘三一八’惨案之后，先生目睹官场腐败黑暗，毅然引退，开始卖字治印，以艺术劳动谋求衣食。但从不让别人出售。”
店小二不小心要摔倒的时候，脚一绊，一个书画轴裂开了，大家的目光集聚他的身上。店小二将那作品抖开，喊：“这样的字也能叫书法？送到这里来了！”
王至诚走近一看，是一位署名潘兰珍临摹的《兰亭序》，里面还有一封来自上海永兴里夹带陈独秀推荐函的信件。
1930年9月9日，陈仲甫的第一任夫人高晓岚因接连失去陈延年、陈乔年、陈筱秀的极度痛苦，在悲愤中去世。三个月后，国字号反动当局悬赏3万大洋通缉陈仲甫。陈仲甫化名李先生隐居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虽是一座小楼，但已破烂不堪，拥挤狭窄。弄堂里住着的多是家境穷苦的人。
“王老师！”田园喊道。
王至诚听到田园喊他，定了定神，给他们解释：“临摹《兰亭序》的是一位漂亮女孩，名潘兰珍。”
潘兰珍，1908年生，江苏南通人，陈仲甫的第四位妻子。家境贫寒，喜书画。
冬天的一个晚上，陈仲甫刚要去休息，突然一位20出头的少女走进他的卧室，毫不客气地坐到了床沿上，羞红着脸蛋说：“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