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农耕文明的生产力发展需求。与唐宋时期租佃制下的农民相比，驱口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庄园土地荒芜者十之三四”（《农桑辑要》）；另一方面，中原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驱口制度存在根本矛盾，汉族士大夫不断上书抨击，如郝经奏言：“驱口之害，甚于苛政，宜一切罢除，使为民”，推动元廷在后期不得不放宽对驱口的限制。

    此外，元朝统治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使驱口制度成为反抗的焦点。红巾军起义中，“杀尽蒙古贵族，释放驱口”成为重要口号，加速了制度的瓦解。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诏“尽释天下驱口为民”，并规定“今后不得再以良民为驱”，标志着这一制度在中原地区的终结。

    结论：户籍制度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历史启示

    元朝驱口制度通过户籍附属与法律固化，将战争掠夺的人口转化为制度化奴隶，形成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阶级割裂现象。这一制度既是蒙古征服的产物，也是元朝统治者强化民族与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户籍管理将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从而确保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特权。然而，制度性的阶级压迫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元朝灭亡的重要诱因。

    从历史维度看，驱口制度的兴衰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背离生产力发展需求、违背社会公平的户籍制度，终将被历史淘汰。元朝的教训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借鉴——明清时期虽仍有奴婢存在，但已不再实行附籍制度，且逐步放宽对奴婢身份的限制，反映出户籍制度从“阶级压迫工具”向“社会管理手段”的转型。而驱口制度所暴露的“制度性阶级割裂”问题，至今仍为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提供着深刻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