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税户籍”启发了宋朝“坊郭户”的设立；后周的户籍档案管理则演变为宋代“架阁库”制度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五代户籍制度的困境促使宋朝做出根本性调整：放弃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承认“主客户”分野，以“资产”而非“丁身”作为赋税主要依据。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对五代以来社会经济变动的制度回应，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从“管控型”向“统计型”的缓慢转型。

    当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时，五代十国的户籍残卷仍散落在战火后的废墟中。但南唐的田籍、吴越的圩册、后周的户帐，已在分裂的土壤中埋下了制度重建的种子。这些在乱世中艰难探索的户籍制度，如同暗夜中的星火，最终汇入了宋代户籍文明的星河，照亮了中国古代社会走向近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