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很长，写了六页纸。写对故乡的思念，写在台湾的艰辛，写梦里常回长白山，醒来枕巾湿一片。最后，老人说想回家看看，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亲人，不知道家乡变成什么样了。
曹大林看完信，心里沉甸甸的。他问吴炮手：“吴叔，您认识这个林文渊吗？”
吴炮手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又看，突然一拍大腿：“林文渊！我想起来了！靠山屯林老四的大儿子！1948年走的，说是去当兵，后来就没信了！他爹临死前还念叨呢...”
“他还活着，”曹大林说，“想回家。”
这事很快传开了。靠山屯的老人们都记得林家那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写得一手好字，会吹笛子。他走时十九岁，现在该六十四了。
“接他回来！”靠山屯的老支书拍板，“不管他在台湾混得好不好，都是咱们的人！”
但问题来了：怎么接？台湾那边还没开放探亲，手续复杂，费用也高。而且林文渊信里说，他在台湾过得并不好，退伍后开个小杂货铺，勉强糊口，恐怕出不起路费。
“联盟出钱。”曹大林说，“爹生前常说，走散的亲人，能找回来一个是一个。”
王经理算了笔账：从台湾经香港到大陆，再转车到东北，来回机票、食宿，加上办手续的费用，差不多要一万块钱。在1993年，这不是小数目。
“从公积金里出。”曹大林很坚决，“钱可以再挣，人错过就没了。”
手续办得很慢。两岸刚刚开始民间往来，一切都在摸索中。信寄去了，回信要等一个月；材料准备了，审核要等两个月...眼看春天就要过去，夏天来了。
六月，荔枝红了的时候，终于有了消息：林文渊可以回来了，七月初到香港，再从深圳入境。
曹大林决定亲自去接。他带着靠山屯林家的一个侄子——林文渊的堂弟林文山，五十多岁，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出发前夜，春桃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掉眼泪：“大林，你去那么远...小心点。”
“没事，”曹大林安慰妻子，“就是接个人，接了就回来。”
“我...我梦见爹了，”春桃抹着眼泪，“爹说，让你把事办好，别丢山里人的脸。”
曹大林心里一酸，抱了抱妻子：“放心吧。”
从草北屯到深圳，火车要坐三天三夜。林文山没出过远门，一路紧张得很，紧紧抱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家乡的土特产：蘑菇、木耳、人参片...
“大林哥，”他小声问，“我哥...还能认出我吗？我走时他才八岁，现在...”
“血浓于水，”曹大林说，“见了面，自然就认得了。”
到深圳时是七月的一个下午，热得像蒸笼。罗湖口岸人山人海，都是从香港过来的探亲客。曹大林举着个纸牌，上面写着“接靠山屯林文渊”。
等了两个多小时，人流中终于出现一个特殊的身影——个清瘦的老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提个旧皮箱，走得很慢，边走边张望，眼神迷茫又急切。
他看见了纸牌，愣住了，慢慢走过来。曹大林也看见了他——虽然老了，但眉眼间能看出东北人的轮廓，高颧骨，单眼皮，嘴唇紧抿着，像在压抑着什么。
“您是...林文渊先生？”曹大林问。
老人点点头，张了张嘴，没说出话，眼泪先流下来了。他用袖子擦擦眼睛，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全家福，一对中年夫妇和三个孩子。
“这...这是我爹娘，”他指着照片，“这是我小弟文山...你...你是？”
林文山早已哭得说不出话，只是扑上去抱住哥哥，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两个老人抱在一起，一个西装革履，一个穿着土布褂子；一个普通话带着台湾腔，一个满口东北土话...但那一刻，他们只是失散了四十五年的兄弟。
周围的人都看过来，有人抹眼泪，有人鼓掌。曹大林站在一旁，也红了眼眶。
回程的火车上，林文渊一直看着窗外。从南方的稻田看到北方的麦田，从丘陵看到平原，看到东北的黑土地时，他再也忍不住，趴在车窗上哭了。
“变了...都变了...”他喃喃自语，“我走时，这儿都是荒地，现在...现在都是庄稼...”
“哥，”林文山握着他的手，“到家了，都好了。”
火车抵达县城时，是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但站台上灯火通明，挤满了人——靠山屯的全村人都来了，举着横幅：“欢迎林文渊回家！”
老人一下车，就被乡亲们围住了。这个叫“文渊哥”，那个叫“大侄子”，七嘴八舌，又哭又笑。有人递上热乎乎的玉米饼子，有人送来新做的棉袄...
林文渊只是流泪，一个劲儿地点头，说不出话。
回到靠山屯，村口的老槐树下已经摆开了流水席。全屯人坐在一起，欢迎游子归乡。菜都是家乡味：小鸡炖蘑菇、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