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发难的，并非三位海外藩王，而是以礼部尚书任淳为首的文官集团。这位须发皆白的老臣，颤巍巍地走出队列，手中的象牙笏板几乎要被他捏碎。他面色涨红，痛心疾首地跪伏于地，声音嘶哑而悲愤：
“陛下！老臣万万不敢苟同此《条例》！此非定国安邦之法，实乃纵虎出柙之策啊！”
他抬起头，老眼中满是浑浊的泪水，直视着御座之上的朱元璋。
“陛下，我中华自古以来，皆行中央集权，郡县之制。分封诸侯，已是汉唐之旧弊，屡屡酿成大祸。如今太孙殿下此策，竟授予海外藩王内政、司法、人事之全权，使其可自设官署，自募兵马。这与自立为国何异？！”
“今日，他们是我大明之藩屏，可百年之后呢？当血脉疏远，恩义渐消，这些手握重兵、坐拥财富的海外之国，会否成为我大明新的倭寇，新的北元？届时，我大明将面临四面皆敌之绝境，悔之晚矣！祖宗之法不可轻废，分封之祸不可不防！老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将海外诸地，设为郡县，派流官以治之，方为万全之策！”
任淳一番话，说得声泪俱下，慷慨激昂。他代表的，是中原王朝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与对任何地方分权势力的本能恐惧。他的话，立刻引起了殿内绝大多数文官的共鸣。
“任尚书所言极是！此乃乱政之源，万万不可！”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纵是宗室，远居海外，久而久之，亦会心生异志！” “请陛下三思！以郡县治之，方为长久之道！”
一时间，殿内附和之声四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压力，直指朱雄英。
然而，不等朱雄英开口，另一股同样强大的力量，爆发了。
“放你娘的狗屁！”
一声粗俗不堪的怒骂，从藩王队列中炸响。秦王朱樉，这位性格最是骄横暴躁的皇子，早已按捺不住。他猛地一步冲出，指着任淳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这老匹夫！站着说话不腰疼！本王在麻六甲，面对的是凶残的海盗，是狡诈的土王，还有那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红毛夷！手下若无雷霆手段，如何镇得住场面？你让本王设郡县，派流官？你派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酸秀才过去，不出三日，就得被人剥了皮挂在树上！”
他转过身，对着朱元璋重重叩首，声如洪钟：“父皇！我等兄弟，是为您，为我大明去海外拼杀，去开疆拓土！不是去当那受气的小媳妇！若无足够之权柄，我等在蛮夷之地，寸步难行！政令不出城门，军令不出营帐，这国，还如何开？这疆，还如何拓？”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委屈与愤怒：“朝廷若对我们如此苛刻，处处掣肘，那我等宁可不当这海外之王！这破地方，谁爱去谁去！儿臣情愿回西安府，继续当我的秦王！”
晋王朱棡也随之出列，闷声道：“父皇，二哥说的在理。安南之地，民风彪悍，叛乱时起。若非儿臣军法严酷，说一不二，早已乱成一锅粥。若事事皆需上报朝廷，等批复下来，黄花菜都凉了！打仗，可等不得！”
藩王们的激烈反弹，让文官集团为之一窒。他们从未想过，这些皇子们竟敢当庭顶撞，甚至以“撂挑子”相威胁。
一时间，奉天殿内，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一方，是以任淳为首的中央集权派，他们高举“祖宗之法”与“国家安全”的大旗，主张削弱藩王权力，以防后患。
另一方，是以秦王朱樉为代表的海外开拓派，他们强调“现实困难”与“开拓之功”，要求获得足够的自主权，以成其事。
双方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争吵之声，响彻殿宇。
保守派痛斥藩王们“名为开拓，实为割据，野心昭昭，其心可诛”。 藩王们则反唇相讥，指责文官们“坐而论道，不识时务，空谈误国，嫉贤妒能”。
矛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在帝国最高殿堂之上，激烈地爆发了。这是中原王朝内部“集权”与“分封”的千年矛盾，在“大航海时代”这个全新背景下的总爆发。
御座之上，朱元璋面沉如水，一言不发。他的目光在争吵的双方之间来回扫视，那双深邃的眼中，是冰冷的权衡与考量。
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还有一个人，始终保持着沉默。
燕王朱棣。
他静静地站在原地，身形笔挺如枪，仿佛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他没有像秦王那样暴跳如雷，也没有像晋王那样据理力争。他只是冷眼旁观，像一头蛰伏在草丛中的猛虎，观察着眼前这场争斗。
他在看。
看父皇的底线在哪里。看那些文官们的恐惧有多深。看他那两位头脑简单的兄长，能将这潭水搅得多浑。
更重要的，他在看那个站在丹陛之上的少年——他的侄儿，朱雄英。
这《条例》，出自他手。眼下这般乱局，也由他一手造成。他将如何收场？他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朱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