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红星报》和编印教材支出。《红星报》是红三军在黔东创办的唯一一张报纸，1934年6月在枫香溪创办。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报纸以前是‘战士的话’，出小册子，现在改为单张，名‘红星’。”钢板刻印，纸张用黔东名产“皮纸”，油墨自己调制，每期印数100至200份。《红星报》社经费由经理处统一开支。此外，还编印和翻印了许多教材，如《苏维埃小书》、《乡苏维埃》、《苏维埃建设》等等，累计支出近千块银元。
（四）医疗卫生事业支出
采购药品、医疗器械支出。由于是新开辟的苏区，黔东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白手起家，又由于敌人对苏区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实行“围剿”和封锁，缺医少药既是普遍现象，又特别严重。为了红军和老百姓的健康，特别是为使红军伤病员早日康复，首先在枫香溪建立了红军医院，这所红军医院，创办于1934年6月，是年8月迁至南腰界。为了解决医院缺医少药的问题，一方面在当地购买或接受当地百姓捐赠的中草药，另一方面派出“交通”到外地高价购进西药，贺龙还通过一个外国人从武汉购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财政支付了一笔为数不少的医疗卫生费用。
伤病员安置性医疗支出。红军医院建起后，重危病人得到相对较好的治疗。但是，由于医院规模小，医护人员少，无力收治轻伤病人，于是采取安置性治疗办法，即把较轻的伤病员分散寄托在老百姓家医治，视其伤病情况实行经费包干制，包治疗，包护理，包吃饭，还管营养。有30块银元一个的，也有50块、100块银元一个的，但也有老百姓不收钱，义务医治、护理的。据时任红九师供给部部长兼红军医院院长的董家龙回忆：“1934年8月，南腰界红军医院共收治伤病员1000多人。其中近半数是寄托在老百姓家治愈的。在红军医院附近百姓家治疗的，老乡护理，我们派医生巡回诊治。离医院远的，主要寄托在懂点医疗人家，我们根据百姓家庭经济状况付给治疗费，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多付点，百块大洋一个，经济状况好的，少付点，30块、50块大洋不等。”由此可见，根据地内伤病员医疗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民间医疗支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十分注重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对老百姓的防病治病问题，财政拨出专款为老百姓防病治病，穷苦老百姓到红军医院看病一律不收钱。在南腰界，一个姓冉的农民长了疮，本地医生久治不愈，红军医生为他开了刀，病很快治好了，并未收取任何费用。印江凉水井一农民的独生子发高烧，眼看就要不行了，背着小孩跑了10多里请红军医生诊治，董家龙亲自诊治，用上进口针药，五天痊愈，一分钱不收，这位农民硬要叫小孩拜董家龙为干爹。如此事例，举不胜举，红军为老百姓治病，面广人多，其开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五）赈灾、优抚、赠送和其他支出
赈灾、优抚支出。红军到来之前，兵祸和天灾给黔东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从财政中专门列出赈灾款项，使根据地范围内的灾民都能顺利度过难关。1934年5月，红军攻下青塘园大土豪的庄园后，得知这一带因上年天旱，秋粮收成不足五成，农民生活困难，特别是麻青、里基坪犹甚。红军用70多匹骡马运去140多袋粮食分给农民。6月，贺龙率部途经印江沙子坡一小山寨，得知几户百姓的房子被土匪烧掉，无栖身之处，贺龙亲率红军帮助搭茅草棚，每户还发救济款20多块银元。7月，南腰界大地主兼团防头子冉瑞廷趁红军撤离之机，窜回老家，杀害了几十个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劫掠砸毁了财物，使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生活十分困难。红军返回后，贺龙立即叫经理处政府拨款对这些家属进行优抚。8月，贺龙行军途中看到当地一农民患病而死，留下孤儿寡母四人，因无钱安葬死者哭成一团，马上带人前去慰问，临行时，送给这家人银元10块，大米80斤。红军在黔东期间，赈灾范围广，救济面大，虽然具体到每户每人不算很多，但累计起来则是一笔大数，这是根据地用财政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的典型事例。
奖励和赠送支出。奖励，是弘扬正气、激励先进的一种手段，它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而物质的就需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