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是黔东人民的临时民主政权。当时特区人民习惯上都把特区革命委员会称为“省政府”。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人员，以印江、沿河、德江三县推选出来的农民代表为主体。特别是主要领导成员，多数是本地农民。三名正副主席中，除秦育清副主席是红三军干部外，主席孙秀亮系沿河县白石溪农民，另一名副主席陈正国是印江县四坳口人。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机关设在沿河县白石溪的土地湾。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后来又曾先后迁到沿河县的铅厂坝、瓦场坝、山羊岭、皂角池及照东岩等地。
对黔东特区的估价
红三军自1932 年秋退出洪湖苏区时起，基本上都是过着流动的游击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四处转战。虽然多次企图建立新苏区，但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没有根据地，红三军没有可靠的后方，打了仗伤病员无处安置，人员减少又得不到适时补充，疲劳时得不到一个安定的休息场所，革命事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了黔东区，便结束了这种艰难的状态。红三军在黔东特区这个时期，补充了一千多名新战士，队伍得到了壮大，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休整。加上“肃反”的停止，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构的重建，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保证了黔东地区革命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正如贺龙同志后来回忆说：“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有了这块根据地，红三军才得以休整，补充了人员，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也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
黔东特区的建立，还为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示范和鼓舞。其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等一系列实践，让广大民众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使革命的火种在黔东大地深深扎根，激发了更多人投身革命的热情。
从经济建设方面来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努力改善苏区的经济状况。通过打土豪没收的财物，一部分用于充实红军的物资储备，一部分则分配给贫苦百姓，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同时，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使得苏区的粮食产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此外，还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采取措施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促进了物资的流通，活跃了苏区的经济。
在文化教育方面，黔东特区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红军干部和当地进步人士仍努力开展扫盲运动，创办夜校、识字班等，向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通过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教唱革命歌曲、表演红色戏剧等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着重要举措。黔东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特区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参与革命。在政权建设中，吸纳了不少少数民族代表，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地方事务的管理中来，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使各民族在革命的旗帜下紧密相连，共同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奋斗。
黔东特区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云贵高原上建立的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为后来红军在该地区的活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英勇奋斗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了中国革命精神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和敬仰。
印江县境内的建政情况
黔东特区时期，印江县的西区、北一区和北二区（即现在的峨岭区、板溪区和天堂区）的部分区域属于根据地范围。大致涵盖今天沙子坡、凉水、韩家、花园、庙坪、刀坝、兰克等七个乡的全部，毛寨、何家、杉树、天堂、坪底、溪等六个乡的部分地域，以及原属印江西区的袁家湾、上坝（现在的德江县袁长乡和上坝乡），都在特区的版图之内。
在红军干部的具体指导下，1934年七、八两个月内，印江县境内掀起了建政热潮，先后建立了四个区革委，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在筹备建立区、乡政权时，各地通常首先建立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和少年先锋队等群众团体，为政权建设筑牢根基。同时，为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黔东特区的政权建设打破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省界、县界限制，将相邻地域划在一起，以便统一领导。
1. 旧寨坝区革委
旧寨坝区革委，是印江县成立最早的区政权，由红三军干部张均望、冯启云、陈家其等人协助，于1934年7月中旬建立。旧寨坝本是沿河县一个不到30户人家的小寨，与印江县宁家坪仅隔着两丈多宽的六井溪河。为方便领导，黔东特区将旧寨坝等地划入印江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