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也承载着帝国沉重运转的滞涩气息。
文渊阁内，值房烛火通明，几乎夜夜不息。
徐阶端坐首辅大位，花白的眉毛紧蹙，批阅着从通政司如流水般送来的各地奏报。
严党虽倒，但留下的并非海晏河清，而是千头万绪的烂摊子与各地频发的灾异。
政务依旧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如同一个巨大而老旧的机器，每一个齿轮的转动都伴随着吱呀作响的摩擦声。
题本、奏疏、部议、阁票、批红……程序一丝不苟，光鲜体面。然而在这套完美程序之下，真正的效率与实效，却如同渗入沙地的雨水，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层层官僚机构的缝隙之中。
海瑞被“安排”在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的位置上，负责稽核陕、滇等地的钱粮账目。
他如同一个最精密的锉刀，试图锉掉账册上每一分不合理的“耗羡”、每一笔去向不明的“协济”。
他较真，他咆哮，他弹劾，他让整个户部云南司的官吏见到他都头皮发麻。
然而，效果甚微。
他能拦住一份明显虚报的预算，却拦不住十份打着“旧例”、“常例”旗号的摊派；他能查出一县吏胥贪墨的三百石粮食，却无法阻止隔壁府因“驿站修缮”而名正言顺支走的五千两白银。
他的刚直像一把锋利的匕首，能刺穿一两个脓疮，却无法疏通周身壅塞的血脉。
“海笔架”的名声越来越响，同僚的怨气也越来越大。
他仿佛在独自推着一块巨大的礁石逆流而上，每一步都艰难无比，而身后的水流，依旧按照它固有的、浑浊的轨迹，缓慢而无可阻挡地向前流淌。
就在这沉闷的按部就班中，一份如同染血的刀劈入文渊阁的八百里加急奏报，瞬间撕裂了所有程序的体面与平静。
陕西大地震！
奏报来自陕西巡抚，字迹潦草，墨迹仿佛混着血泪与尘土。
地震发于十月十二日夜，声如奔雷，地裂泉涌。西安府、凤翔府、平凉府……城池倾圮，官廨民舍尽毁，山崩地裂，压毙官民……奏疏最后，是一个触目惊心、让所有阅者皆倒吸一口凉气的数字：“……据各州县不完全禀报，死者，约八十四万有余……”
八十四万！
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这是足以将黄河染红的血海！是堆叠如山的尸骨！
是整个大明西北几乎被撕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值房内，原本还在为一项漕粮折银比例争论不休的阁臣、部堂们，瞬间鸦雀无声。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凝滞的恐惧与悲凉。
再如何视民如草芥的官僚，面对这个天文数字般的伤亡，心脏也如同被巨锤狠狠砸中，震颤不已。
徐阶握着奏疏的手微微颤抖，老脸上血色尽褪，半晌，才嘶哑地吐出两个字：“……票拟。”
如何票拟？除了立刻调拨一切可调之钱粮人力紧急赈济，还能如何？
然而，灾难远不止于此。紧接着，更多细节如同雪片般飞来：大量尸体堆积，无人掩埋，已开始腐烂发臭，瘟疫的阴影如同跗骨之蛆，紧随天灾之后悄然蔓延。幸存者无家可归，缺衣少食，在初冬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抢掠米店、冲击官仓之事已有发生。更可怕的是，地动之后，余震不断，河道壅塞，山体松动，二次灾害的威胁迫在眉睫。
常规的赈灾流程，在这种毁天灭地的巨灾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户部能拨出银两，工部能调集物资，但如何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最有效地阻止更大的死亡浪潮？
就在朝堂上下为之焦头烂额、议而不决之际，一份来自靖海伯陈恪的《急赈陕灾并防疫靖地方略》的奏疏，被紧急呈送御前。
陈恪的奏疏没有一句空泛的哀悼与感慨，通篇皆是冰冷而极具操作性的条陈：
一、 立即由兵部调遣临近卫所官兵，会同地方官，以最快速度清理尸骸。尸体必须深埋六尺以上，或集中焚烧，严禁抛入河流。每处理一处，以生石灰泼洒消毒。违令者，带队官军与地方保甲一体同罪。
二、 太医院即刻选派精干医官，携带大量避瘟丹、大蒜、艾草等物，星夜兼程赴陕。于各灾民聚集处设立简易医棚，凡有发热、呕吐、痢疾等症状者，立即隔离医治。水源必须煮沸后方可饮用。
三、 工部即刻征调附近州县工匠，赶制简易窝棚，以御风寒。发放物资需军兵维持秩序，按户登记，定时定量发放，严防哄抢与贪污克扣。
四、 令陕西巡抚、巡按御史严查趁灾打劫、囤积居奇者，抓到首恶，可就地正法，以儆效尤。稳定秩序为第一要务。
五、 遣专官勘察河道、山体，若有溃决滑坡之险，立即组织人力疏导或预警迁移百姓，勿吝小费而酿大祸。
条条框框，直指要害，将灾后最致命的问题——瘟疫、秩序崩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