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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皇帝的朱批也随之而下：“照准。着靖海伯陈恪悉心办理，务期实效。”
有了皇帝和首辅的双重背书，陈恪推行起改革来，雷厉风行。
他首先将杨继盛的“铁面无私”发挥到了极致。
火药局内部但凡有敢在用料、工艺、验收上动手脚、磨洋工的，无论背景如何，一经发现，立即由杨继盛按新制定的严苛规章惩处，轻则杖责革职，重则移送法办。
一时间，局内风气肃然，效率陡增。
吴兑则长袖善舞，负责与兵部、工部、户部各级官员打交道，协调资源调拨，化解外部阻力，将陈恪的意志顺畅贯彻下去。
陈恪自己则几乎泡在了火药局新辟的“匠作研造坊”内。
他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亲自提点那些挑选来的巧匠：如何优化颗粒火药的配比和压制工艺以提高燃烧效率；如何设计定装弹药以提升射速；甚至开始尝试用失蜡法铸造更轻便、射程更远的野战铜炮……
他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充分结合了这个时代现有的工艺水平，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良。
每一样改进，都伴随着反复的试验、失败、再调整。
汗水浸透夏衣，火药熏黑脸庞，是常有的事。但他乐此不疲，仿佛找到了比朝堂博弈更让他安心踏实的领域。
然而，陈恪的视野从未仅仅局限于几件火器。
他所有的心血，所有的隐忍，所有的经营，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宏大的目标——开海！
唯有开海，才能打破陆上资源的桎梏，通过海外贸易获取巨额财富，支撑起一支真正强大的、以火器为核心的新式军队的建设和维持。
唯有开海，才能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为大明注入新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财政、边防乃至社会流动性的困局。
在军工体系初步理顺，新式火铳的样品试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后，陈恪认为时机稍趋成熟。
他选择在一个嘉靖帝斋戒后心情看似不错的午后，于西苑精舍觐见时，看似不经意地，再次提起了开海之议。
他奏对的角度极为巧妙，并未直言开海通商之利，而是着重强调“御寇于外海”的必要性。
“陛下，”陈恪言辞恳切，“如今东南倭患虽暂平，然其根未除。倭寇如野草，烧之不尽，盖因其有海路可通，有巢穴可依。我大明水师虽勇，然战船火力、续航皆不及西洋夷舰。臣督造新式火器，虽可强军，然终为陆上之防。若欲永靖海疆，非打造一支可驰骋大洋、坚船利炮之水师不可。然打造维持此等水师，耗银巨万，非如今国库所能长久支撑。”
他稍作停顿，观察了一下嘉靖帝的神色，见其并无不耐，才继续道：“臣愚见，或可于沿海择一二合适港口，仿宋元旧制，设市舶司，有限度地允准海商出入，官府抽分征税。如此，一则可笼络沿海豪强，使其不为倭寇内应，反为我所用；二则所获税银，可专款专用，用于打造、养护水师战舰。以海之利，养海之防，或可事半功倍，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使陛下永无东南之忧。”
这番话，已然将开海的直接目的包装成了“强化海防”，且将收益与军事开支直接挂钩，试图绕过“与民争利”、“违背祖制”的敏感话题。
嘉靖帝手持玉圭，静静听着，浑浊的眼中看不出喜怒。
良久，他才缓缓开口：“以海之利，养海之防……听起来，倒似有些道理。元末明初，倭患亦时有之，太祖、成祖时，亦未曾全然禁海……”
陈恪心中刚刚升起一丝希望，却见嘉靖帝话锋一转：“然，此事牵涉甚广。沿海卫所、地方州府、乃至民间生计，皆与此关联。需从长计议，不可轻决。你的忠心，朕知道了，奏疏留下，容朕细思。”
一番话，滴水不漏，既未否定，也未答应，只是“留中”再议。
陈恪心下一沉，知道此事绝非嘉靖帝“细思”便能通过。果然，不过两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中，便接连有御史言官上疏，言辞激烈地反对开海之议。
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祖制不可违！海禁乃太祖高皇帝定下的国策，以防奸民勾连外夷，祸乱中原！”
“开海必导致白银外流，物价腾贵，动摇国本！”
“沿海小民，多以渔盐为生，若开海通商，巨舰往来，必夺其生计，使其流离失所，恐生民变！”
“市舶之利，实则微薄，且易滋生贪腐，徒耗朝廷精力，于国无益！”
一时间，“违背祖制”、“动摇国本”、“与民争利”几顶大帽子狠狠扣下，仿佛陈恪提出的不是一项强国之策，而是祸国殃民的毒计。
陈恪坐在靖海伯府书房，看着阿大抄录回来的几份言辞最激烈的奏疏副本，面色平静，唯有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冰冷的了然。
他深知，这些看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引经据典的反对声浪，其根源绝非他们对祖制有多么忠诚，或对百姓生计有多么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