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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雪下得特别大,凌晨五点我被冻醒,披件军大衣就往厂里跑。宿舍楼的走廊里结了层薄冰,我扶着墙走到管道井,摸了摸总阀的温度,心一下子沉了 —— 是凉的。
那天我带着三个维修工,在齐膝深的雪里跑了七个楼区,把所有阀门重新调试一遍。
等太阳出来时,我们的棉鞋都冻成了冰壳,脱下来 “哐当” 一身能立在地上,但摸着逐渐温热的暖气片,比喝半斤白酒还暖。
“说到底还是责任心的事。” 吕光林叹了口气,“你那时候,手机里存着七个天气预报 APP,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查温度。我们总笑你‘比气象台还上心’,现在才知道,那不是上心,是真把这当自家事。”
电话那头传来有人喊他的声音,隐约听见 “要去仓库领棉被”。吕光林匆匆说了句 “回头再聊”,便挂了电话。听筒里只剩下忙音,像根冰锥,一下下扎在心上。
我坐回书桌前,台灯的光落在诗稿上,那些关于春天的句子突然变得苍白。
我想起恩利厂的宿舍楼,想起那些在冬夜里泛着微光的暖气片,想起管道里流动的水声像首朴素的歌。
原来最动人的诗,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藏在那些被用心守护的细节里 —— 是恰到好处的阀门角度,是提前三天的预警,是在寒夜里不辍的巡查。
窗外的寒气似乎透过玻璃渗了进来,我伸手关上台灯。黑暗里,那些冻裂的暖气片仿佛在眼前浮现,像一行行被冻住的叹息。
我知道,这个夜晚的诗是写不下去了。或许该做点更实在的事,比如明天给恩利厂的新部长寄去那本工作笔记,哪怕只是让那些关于温暖的经验,能在某个寒冷的清晨,重新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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