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蹲在灶台前生火，铁锅里的水还没烧开，村支书就带着两个穿制服的干部闯进院子，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那年娘四十五岁，九个孩子像一串没长开的葫芦，最大的十四，最小的才三岁。
出殡那天，村里人都来帮忙，女人们围着娘劝她改嫁。"带着这么多'红虫子'，你怎么活？"她们这样称呼我们这些穿红肚兜的孩子。
娘摇摇头，把哭闹的小弟搂得更紧了些，小弟的鼻涕眼泪糊在她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留下一片深色的痕迹。
爹留下的除了九个孩子，还有三百块钱债务。那是娘为了给爹治病借的，全村几乎借遍。
葬礼后第二天，娘就扛着锄头去了生产队。晌午回来时，她的手上已经磨出了血泡，草草用布条一缠，又开始给我们做饭。
铁锅里的玉米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娘把自己的那碗又分出一半，倒进我和七姐的碗里。"读书娃，多吃点。"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远处，像是透过土墙看见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第一场雪落下时，我们挤在唯一的炕上取暖，像一窝真正的红虫子。
娘从箱底翻出爹的旧棉袄，拆了改做成三件小棉袄。煤油灯下，她的手指被针扎得满是血点，却坚持在每件棉袄里层绣上我们的名字。
小弟饿得直哭，娘解开衣襟，露出干瘪的乳房。她已经没有奶水了，小弟吸得她眉头紧皱，却还是死死抓着那个早已空了的粮袋。
开春后，娘开始接缝补的活计。白天在生产队干完活，晚上就着煤油灯给人补衣服、纳鞋底。
她的手艺越来越好，渐渐有人找她做新衣裳。我记得她常工作到深夜，有时我半夜醒来，还能听见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蟋蟀。
有天早晨，我发现她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脸颊压着一件未完工的红褂子，嘴角还咬着两根线头。
九个孩子九张嘴，粮食总是不够吃。
娘学会了辨认各种野菜，苦苣、灰灰菜、马齿苋，变着花样掺进饭里。有次三姐从学校回来，说同学笑话她衣服上的补丁，赌气不肯吃饭。
娘没说话，第二天却用攒了很久的布票买了块花布，熬夜给七姐做了件新裙子。那晚我起夜时，看见她正对着煤油灯舔手指——她的食指被针扎出了血。
"娘，疼不疼？"我小声问。
她摇摇头，把我搂进怀里。我闻到她身上有汗味、油烟味和一丝血腥味，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心的味道。"小五啊，"她摸着我的头发说，"人这一生，疼着疼着就习惯了。"
最困难的时候，村里来了个收购头发的小贩。娘坐在门槛上，让我给她编辫子。她的头发又黑又长，编成粗粗的一条垂在背后，像条沉睡的乌梢蛇。
剪刀落下时，我听见她轻轻"嘶"了一声，不知是疼还是舍不得。那条辫子卖了八块钱，换来我们半个月的口粮。
娘把剪短的头发随意扎在脑后，发茬参差不齐，像被羊啃过的草地。但在我眼里，她依然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九个孩子陆续离开了老屋，就像九粒种子被风吹向不同的方向。
大哥在家里当了个体老板，五姐姐嫁到了本村，三哥去了化肥厂，四哥去了勘探队，六哥当了志愿兵，七姐嫁到黄岛，我在县城找了工作，老九在捕捞公司上班。
每次回家，都能看见娘在二楼的阳台上张望。她的背更驼了，眼睛也不如从前好使，但总能第一时间认出我们。"小八回来啦！"她喊着我的乳名，声音像小时候唤我回家吃饭一样亲切。
老屋渐渐空了，只有过年时才会重新热闹起来。娘把我们的照片贴在墙上，按年龄排成一排，每天擦拭一遍。
后来有了孙子辈，墙上的照片越来越多，娘的眼睛却越来越花。有次我回家，发现她把我和二哥的照片贴反了，却记得每个孙子、孙女的生日。
记得娘七十岁那年，我们凑钱在城里买了套小房子，想接她来享福。她却住不惯，说城里听不见鸡叫，睡不着觉。
最后娘还是妥协了，轮流在家陪她。她的记性越来越差，有时会把孙子认成儿子，但从未忘记给每个回家的孩子煮一碗荷包蛋。蛋总是煮得太老，但我们都会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不剩。
今天天，娘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整理遗物时，我们在她枕头下发现了一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九个小布偶，都是用我们小时候的衣服改的。
每个布偶背后都绣着我们的生辰和乳名，针脚细密匀称，就像她这一生给我们的爱，不曾遗漏任何一针一线。
送老娘上西岭那天，阳光很好。她的棺材被九个孩子和十六个孙子围拥着，像一艘满载的船终于驶入港湾。
坟地选在爹旁边，相隔三十八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