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仔细聆听着通讯频道，如果下面的战士要撤到四楼，他准备随时打开防火门放人进来。
但此时的频道里寂静无声，没有任何交流。
杨旭紧张地用手按住耳麦，回头看了一眼身后。
只见昏暗的走廊里挤满了避难者，领事馆和酒店的工作人员维持着现场秩序，向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由于通风系统停摆，四楼的空气越来越浑浊。
“好闷，快开窗，窗......”
一名哮喘病患者哀求工作人员打开窗户。
眼看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张泽赶紧把他带到客房，推开一扇小窗。
楼下的噪音和新鲜空气一起灌了进来。
爆炸、枪声、惨叫......
这些声响就像穿透力极强的微波，烘烤着四楼的每个人。
人们极力保持镇定，但还是被这种恐怖的气氛烤得冷汗直流，甚至说话也都带着颤音。
而作为整个事件的焦点，王雨桐被簇拥的人群保护起来。
她没有办法心安理得地保持缄默，总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提振士气。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的祖辈也是这么过来的。”
她表面上是在对着胡晓楠说，实际上声音响亮，同时也在说给身边的所有人听。
周围的人纷纷看向王雨桐，不知道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王雨桐解释道：
“1941年，我的曾祖父抱着我爷爷，在山城的防空洞里躲避日军轰炸。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类似的恐惧，但他们最终都挺了过来。”
王雨桐的话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有些年龄稍大一些的学者，也开始用讲故事的方法缓解大家的焦虑。
一位年长的女教授回忆道：
“那年我的祖母只有六岁，刚好经历了金陵大屠杀。她藏在挑粪工的粪桶里，当时有个鬼子坐在上面的马桶拉屎，她忍住一声不吭，这才活了下来。”
另一个学者也有感而发：
“说起来，我外公远征缅甸，历经千辛万苦才回国。和他一起出去的十五同乡战友全都死在了战场上，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背包里全是战友的遗物。”
......
然而说着说着，就有人把话题引向了更加恐怖的方向。
也许是为了显摆自己的学识，孙成城说道：
“说起大轰炸，我就想到了同样发生在1941年的‘六五隧道惨案’。”
“当时有数千个避难民众被关在山城的同一个防空隧道里，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紧锁栅门，在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避难民众因为通风不畅渐渐窒息，隧道内发生了恐怖的踩踏事故，最终九百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
孙成城的确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甚至记得死伤人数。
但在这时提及六五惨案显然不合时宜，因为现在的四楼走廊也是一条闷热的隧道，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默默听完，王雨桐只觉得孙成城非蠢即坏。
孙成城当然不蠢，剩下的只有「坏」。
“旋转门外交”事件发生后，他纠集身边的拥趸，要求杨领事把王雨桐交出去。
为此他大言不惭道，“美国人向来是最讲法治和人权的，不会拿王雨桐怎样。雨桐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弟子，难道我还不知道什么对她好？”
孙成城甚至威胁杨旭，如果不交出王雨桐，自己就主动带领一批支持者向FBI投降。
直到那名物理学大牛通过手机和各方联系，推测门外的“FBI”是一群冒牌货，孙成城才闭嘴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
当时王雨桐只忙着操作检测仪，后来从胡晓楠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气得牙痒痒。
听到他又在作妖，王雨桐面色一沉，讥讽道：
“教授，在您的细胞里，似乎悲观的‘脱氧核糖核酸’比别人要多一些。”
“脱氧核糖核酸”是DNA的全称，周围人一听，就知道王雨桐在骂孙成城是“天生的投降派”。
孙成城一生都在试图用“基因决定论”证明人生来就有优劣，支持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对印度的种姓制度表示赞赏，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下克上”。
孙成城脸上闪过一丝阴鸷的脸色，随即微笑道：
“别急嘛，我只是在陈述史实。盲目乐观不可取，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待当前的困难。”
“客观来说，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当然要遵守人家的法律法规，毕竟人家才是占理的一方。雨桐，你好意思为了一己之私，把所有人都置于险境吗？”
王雨桐根本不想和孙成城多费口舌，只是回了一句：
“呵，都开始装理中客了，谁急了我不好说。”
听到这话，孙成城立刻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