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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砚的指尖落在那行小字上，墨迹已经洇得发淡，却能看出当年落笔时的犹豫——“欠”字的最后一笔拖了很长，像是斟酌了许久。他忽然想起爷爷的豆油灯，那些被柔光包裹的夜晚，原来不只是在核账，更是在给人心留余地。
“备车，去云雾山。”苏文砚把旧账册合上时，晨光正从窗棂钻进来，落在豆油灯的灯身上，镀了层金边。
王阿福的家在半山腰，青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发亮，两旁的茶树刚冒出新芽，嫩得能掐出水来。听见动静，王阿福披着蓝布褂子从屋里迎出来，手里还攥着个布包，布角已经磨得发白。“苏少东家，您可算来了。”老人的手有些抖，把布包往苏文砚怀里塞，“这里面是五两银子，还有我儿子带回来的京城点心，您尝尝。”
苏文砚没接布包，反而从袖中取出那页撕下来的旧账纸：“王伯，这账我看过了。当年我爷爷写的是‘欠’，不是‘借’。”
王阿福愣了愣：“这有啥不一样？”
“欠是该给的，借是该还的。”苏文砚蹲下身，指着茶园里新抽的嫩芽，“去年旱灾，您把最好的那批春茶都给了苏家，自己却留着碎茶末过冬。这五两银子，早就折在茶叶里了。”他把账纸递过去，“您看这墨迹，我爷爷当年特意用了淡墨，就是知道总有一天，您会让日子好起来，这笔账，也就不用算了。”
王阿福捧着账纸，指腹在“欠”字上反复摩挲，忽然老泪纵横。苏文砚看着老人佝偻的背影，想起爷爷常说的“账有头，情没尾”，原来那些藏在数字背后的体谅，才是最该记在心里的账。
回府的路上，马车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苏文砚掀开帘子，看见云雾山的轮廓在夕阳里渐渐模糊，像极了爷爷账房里那盏豆油灯的光晕。他忽然明白，爷爷留下的从来不是一盏灯，而是让光在心里扎根的法子——在精确的数字里留一分余地，在冰冷的账本里藏一点温度，就像那盏豆油灯，明明灭灭间，照见的从来不是数字，而是人心。
傍晚的账房里，苏文砚把西洋煤油灯擦得锃亮，却在旁边摆上了豆油灯。老周头进来添茶时，看见账本上多了行字：“灯有明暗，账有虚实，唯人心不可欺。”
窗外的暮色渐渐浓了，两只灯的光晕在桌面上交织，像两条流了很久的河，终于在某个渡口汇合。苏文砚点燃豆油灯的刹那，仿佛听见爷爷的声音从灯苗里钻出来，混着远处的蝉鸣，轻轻落在账页上——那是比任何数字都动人的回响。
几日后，苏文砚让木匠打了个小木箱，把豆油灯和那页旧账纸一起锁了进去。箱子的锁是黄铜的，钥匙他随身带着，就像带着爷爷留下的那点光。有时夜里核账，他会打开箱子看看，灯身的温度似乎从未散去，就像那些藏在数字背后的故事，永远都在那里，等着被用心看见。
入夏后的第一个满月夜，苏文砚又在账房待到深夜。煤油灯的光把账本照得如同白昼，他却在算完最后一笔账时，习惯性地点燃了豆油灯。昏黄的光里，他忽然发现账本的夹层里，藏着半张泛黄的纸条。那是爷爷的字迹，写着“茶农李，多给两成，其子病”。
苏文砚把纸条抚平，夹在今年的账册里。窗外的月光淌进来，和豆油灯的光晕缠在一起，他忽然觉得，那些被算错的数字，被抹去的差额，从来都不是失误，而是祖辈们悄悄埋下的种子，在某个春天，总会长出让人心里发暖的新芽。
老周头进来关窗时，看见少东家正对着两盏灯出神。煤油灯的光锐利如刀，能剖开最细微的墨迹；豆油灯的光柔和如棉，能裹住最坚硬的心。他忽然明白，苏家的账之所以能算几十年都清清楚楚，不是因为算得有多准，而是因为总有人知道，有些东西，比数字更重要。
夜渐深，账房里的两束光还亮着。远处的打更人敲过三更，梆子声混着灯苗的“噼啪”声，像首唱了很久的歌谣。苏文砚合上账本时，指尖在豆油灯的灯身上轻轻敲了敲，就像当年爷爷那样。他知道，这盏灯还要亮很久，照亮那些该算的账，也温暖那些算不清的情。
秋分时，苏家的账房添了位新学徒。孩子刚从洋学堂毕业，算盘打得比谁都快，却总在核账时出错。苏文砚没罚他，只是让他每天夜里用豆油灯核一遍账。
“少东家，这灯太暗了，容易看错数字。”学徒揉着眼睛抱怨。
苏文砚指着灯苗：“你看这光，不偏不倚，刚好能让你看清数字，又不会让你只看见数字。”他翻开爷爷的旧账册，指着那些被圈住的错处，“当年我爷爷算错账时，就用朱笔在旁边画个小圆圈，说这是给人心留的气孔，别让数字憋死了情分。”
学徒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凑在豆油灯前重新核账。昏黄的光落在他年轻的脸上，像给岁月的书页，又添了一行新的注脚。苏文砚看着那跳动的灯苗，忽然想起爷爷临终前说的话：“做生意就像点灯，太亮了刺眼，太暗了看不清，得找到刚好能照见人心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