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无论制度如何变化，都能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内核。

    朱昭熙在笔记本上列出核心共识：

    以“民为邦本”统合不同治理理念，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需以民众福祉为根本目标；

    用“和而不同”包容制度差异，联邦不强制统一模式，但需共同遵守“不迫害平民”“不垄断资源”的底线；

    借“务实精神”推动技术协作，各国的工业标准、教育体系可自主制定，但需接受联邦层面的“效能评估”；

    靠“历史认同”强化纽带，通过编撰《中华通史》，将各国历史纳入“大明传承”的脉络，而非割裂叙事。

    这些构想，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文化政策。朱昭熙首先想到的是教材改革。虞国的义务教育课本，需在“科学基础”之外，增加“中华文化通识”模块。

    从《论语》选段到《天工开物》案例，用现代语言解读，避免教条化。同时，推动联邦各国联合编写《文化共识读本》，选取各国都认可的历史事件、思想片段，作为跨国学徒交流的基础教材。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