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7年，近地轨道上的“极光号”太空旅游舱正缓缓掠过月球背面，舷窗内，游客们举着全息相机惊呼，蓝色地球悬在墨色宇宙中，像颗裹着银纱的宝石。但这份浪漫下，危机正悄然滋生——舱体左侧推进器温度传感器突然跳红，警报声刺破舱内的欢腾，导游林夏的心脏骤然缩紧，她攥着控制台边缘，指尖泛白，“紧急预案启动，所有游客回到座位，系好安全锁！”
这不是第一起太空旅游事故。三个月前，“远航公司”的观光舱因应急供氧系统故障，在近地轨道滞留12小时，两名老年游客出现缺氧昏迷；更早之前，某初创公司为压缩成本，省略了游客的失重适应训练，导致一人在舱内摔倒骨折。当这些事故的报告堆在星际伦理监管局副局长陈砚的办公桌上时，他指尖敲着桌面，眉头拧成结——太空旅游的热潮已席卷全球，2147年第一季度，全球报名人数突破50万，但对应的安全标准却像张破网，漏洞百出。
“必须制定统一的伦理安全协议。”陈砚在局务会上敲下重音，投影幕布上，事故现场的画面触目惊心，“不能让商业利益踩在游客的生命安全上。”他的话立刻引发争议，坐在对面的技术部主任李伟推了推眼镜，语气谨慎：“陈局，现在行业里大多是中小型公司，要是标准太严，比如强制要求配备专业航天员，他们可能直接倒闭。”
“倒闭也比出人命强。”陈砚的声音沉了下来，“上周我见了‘远航事故’里的幸存者，那位老人说，他这辈子的积蓄都花在了太空票上，差点连地球都回不来。我们监管的意义，就是守住‘能去能回’的底线。”
争议没有停歇。一周后，当监管局拿出《太空旅游伦理安全协议（草案）》时，行业协会的抗议信像雪片般飞来。最激烈的反对者是“星途旅游公司”的CEO赵凯，他在座谈会上拍了桌子：“陈副局长，你们要求三个月安全培训？游客哪有那么多时间！还有太空安全资质认证，光检测费就要两千万，我们小公司根本扛不住！”
陈砚没动怒，他调出一份数据投影在墙上：“赵总，去年你们公司的培训时长是7天，其中6天在卖太空纪念品。至于检测费，上个月你们花在明星代言上的钱，是检测费的三倍。”赵凯的脸瞬间涨红，会议室里的议论声小了下去。陈砚继续说：“我不是要逼死企业，而是要让行业活得更久。如果再出一起重大事故，公众对太空旅游的信任就会彻底崩塌，到时候没人能赚到钱。”
僵局在一次实地考察后被打破。陈砚带着李伟和赵凯去了“星途”的训练基地，刚进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训练舱的座椅磨损严重，安全带的卡扣松松垮垮。赵凯尴尬地解释：“最近游客多，设备还没来得及换。”陈砚没说话，走到模拟失重舱前，按下启动键，舱内突然传来刺耳的异响，指示灯疯狂闪烁。“这是上周刚检修过的。”负责维护的工程师小声说。
那天下午，赵凯主动找到陈砚，递了根烟，语气缓和了不少：“陈局，我承认之前想省成本，但今天看到那训练舱，我也后怕——要是真出事，我就是千古罪人。”陈砚接过烟，却没点燃：“我们制定协议，不是为了卡脖子。你看这条，‘政府对通过资质认证的企业提供30%的检测费补贴’，还有这条，‘培训时长可根据游客类型灵活调整，但核心应急技能必须掌握’，这些都是和企业反复商量过的。”
协议的细节还在打磨。李伟提出，要在协议里加入“游客健康筛查细则”，明确禁止向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售票。“之前有公司为了赚钱，给患严重心脏病的游客开了‘健康证明’，差点出大事。”他拿出一份病历，手指划过“心脏搭桥手术史”的字样，“必须把好入口关，这既是保护游客，也是保护企业。”
但如何界定“严重基础疾病”？心内科专家周教授被请进了监管局。“高血压三级以上、近期有心肌梗死史的，绝对不能上太空。”周教授指着全息医学影像，“太空失重环境会导致血压骤升，血管破裂的风险比在地面高十倍。”她还建议，在培训期间增加24小时动态监测，“有些游客平时没症状，一紧张血压就超标，这种情况也不能放行。”
协议草案里的“全程专业航天员陪同”条款，也引发了新的讨论。航天中心的老航天员张诚提出，不能只要求“有航天员”，还要明确航天员的资质——必须有1000小时以上的在轨经验，且经过应急救援培训。“去年有公司找了个刚退役的航天员，连舱体泄漏的应急处理都不熟练，要是真遇到危险，根本没用。”张诚的话让陈砚下定决心，在条款里加上“航天员需通过年度应急技能考核”的补充说明。
2147年深秋，《太空旅游伦理安全协议》正式发布的那天，陈砚站在监管局的顶楼，看着远处发射基地的火箭腾空而起，尾焰划破天际。赵凯发来一条全息消息，画面里，“星途”的新训练舱窗明几净，游客们正在航天员的指导下练习舱内逃生。“陈局，上周我们送走了第一批符合协议标准的游客，零事故。”赵凯的语气里满是兴奋，“现在报名的人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