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别靠太近！”母亲阿米娜提着半桶浑浊的水快步走来，粗糙的手掌一把将儿子拉到身后。她的脸上裹着一块破旧的棉布，却挡不住烟雾钻进鼻腔，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针扎般的疼。“昨天隔壁的穆萨，就是因为捡了块漏液的电池，现在还在发烧。”
卡玛低下头，看着主板上闪烁着微弱光泽的金属触点，小声嘟囔：“可是妈妈，这块板子里有铜，能换两个面包。”他知道，在加丹加省，像他们这样依靠分拣电子垃圾为生的家庭有上千个。这些从欧洲、美洲运来的“洋垃圾”，被当地人称为“带着金属的毒药”，却也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与此同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电子垃圾治理的辩论正陷入僵局。各国代表面前的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加丹加省垃圾山的航拍画面：成片的电子废弃物堆积成山，雨水冲刷后形成的黑色液体渗入土壤，附近河流里的鱼翻着白肚皮，孩子们赤脚在垃圾中穿梭。
“我们承认电子垃圾处理存在问题，但要求出口国承担全部回收责任，这不符合市场规律。”美国代表托马斯推了推金边眼镜，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发展中国家有更低的处理成本，这是全球化分工的结果。”
坐在对面的中国环保组织“绿行联盟”负责人林墨，手指重重敲了敲桌面。她今年三十五岁，常年奔波在环保一线，脸上带着一丝疲惫，眼神却格外坚定。“‘更低的处理成本’，本质上是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居民健康换来的。”她点开一份数据报告，声音清晰有力，“去年欧洲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电子垃圾超过500万吨，其中80%未经正规处理。刚果（金）的土壤重金属超标率达92%，当地儿童血铅含量是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6倍。这不是分工，是掠夺。”
林墨的话让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坐在她身边的印度代表拉吉夫轻轻点头，补充道：“我们国家每年接收的电子垃圾中，有30%来自发达国家。这些垃圾名义上是‘可回收物资’，实际上80%都是无法处理的废料。我们的环保标准确实不如发达国家，但这不能成为你们转移污染的理由。”
托马斯皱起眉头，正要反驳，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员匆匆走进来，递上一份紧急报告：加丹加省爆发了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疾病，已有57人入院治疗，其中23人是儿童。初步检测显示，患者体内的二恶英含量远超正常水平——这种剧毒物质，正是电子垃圾焚烧时的产物。
屏幕上的画面切换成当地医院的场景：病床上的孩子呼吸困难，脸上布满红疹，阿米娜抱着发烧的穆萨，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林墨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她想起三年前在加丹加省考察时，卡玛曾拉着她的衣角，指着天空问：“姐姐，为什么我们这里的云是灰色的？”
“我们不能再等了。”林墨站起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代表，“今天的辩论不是关于成本，而是关于生命。我们必须制定一份公平的伦理协议，让污染者承担责任，让弱势地区不再为全球的电子消费买单。”
接下来的三个月，林墨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的谈判。他们先后走访了12个电子垃圾进口国和8个出口国，收集了上万份一手数据，起草了《电子垃圾伦理回收协议》的初稿。协议中明确规定：出口国必须对其产生的电子垃圾承担回收责任，禁止向环保标准低于国际最低水平的国家转移垃圾；建立“全球电子垃圾回收网络”，在发展中国家设立正规处理工厂；电子设备生产企业需承担30%的回收成本，其余成本由出口国政府和进口国共同承担。
然而，这份协议遭到了不少发达国家和企业的反对。在东京举办的谈判会上，日本电子巨头松下的代表山田直树直言：“30%的回收成本会让企业利润下降15%，这会严重影响行业发展。”
“行业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林墨拿出一组照片，照片里是加丹加省正规处理工厂的雏形——那是绿行联盟去年联合当地政府建立的试点，工厂里有专业的拆解设备和废气处理系统，工人穿着防护服，孩子们再也不用在垃圾山里捡拾金属。“这是我们在刚果（金）的试点工厂，运营成本比你们想象的低30%。只要各国和企业愿意承担责任，正规处理不仅能保护环境，还能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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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更多国家支持协议，林墨决定带部分代表亲自去加丹加省考察。当托马斯、山田直树等人站在垃圾山脚下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惊得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