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强心剂，令整个中军大帐为之一振。李世民仔细审阅了王君廓的奏报和赵敻的降表，沉稳如山的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笑意。

    作为唐军西线统帅，年轻英武的秦王心中明白河阳的易手绝非孤立事件，它象征着王世充外围防线的彻底崩解和洛阳彻底沦为孤城的现实。这不仅断绝了王世充从北面获得支援或逃跑的最后一丝渺茫希望，更极大地鼓舞了围城唐军的士气，同时沉重打击了洛阳城内本已摇摇欲坠的抵抗意志。

    李世民当即挥毫，以统帅身份下达了两道命令，其一，对王君廓迅速、稳妥接收河阳的行动予以嘉奖，命其就地整编部分愿效力的原河阳守军，加强城防，务必确保这个战略支点牢牢掌握在唐军手中，严防王世充可能的反扑或北方窦建德（若来援）的威胁；其二，对赵敻等率众归顺的将领，李世民展现了宽宏大量与政治智慧，他亲笔批示“识时务者为俊杰”，允诺“既往不咎”，并初步拟定了对他们的安置意见，核心人物赵敻等，待战事稍定后，将按其才能和归顺功绩，授予相应唐朝官职以示褒奖和笼络（史载赵敻后确被任命为刺史），其余部众则妥善安置，愿从军者择优补入唐军各部，愿归农者给予盘缠遣散。

    这道充满安抚与实用主义的命令，连同河阳大捷的消息，被李世民以更快的速度，飞马传向帝都长安，奏报父皇李渊及朝廷中枢。

    当河阳归降的详细奏报和李世民的处置意见送达长安太极宫时，正密切关注洛阳战局的唐高祖李渊与宰相重臣们（如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同样感到振奋。

    长安朝廷的视角与前线统帅李世民略有不同，他们更看重此事的政治象征意义和全局影响。河阳的归顺，是继多地郑将倒戈后又一重大事件，它向天下昭示着王世充气数已尽，人心尽失，连其苦心经营的黄河要塞也望风归附。这极大地增强了李唐政权“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宣传资本。

    李渊在御前会议上充分肯定了秦王李世民前线处置的果断与得当，完全批准了他对赵敻等人的初步安置意见。朝廷随即以皇帝名义，正式颁发诏书，诏书明令“嘉奖秦王李世民及总管王君廓妥善处置河阳之功；正式赦免并接纳河阳全体归顺军民，重申“胁从罔治”的政策；同时对赵敻等带头归顺的将领给予朝廷层面的正式认可和初步封赏承诺（具体官职待战后论功行赏时再定）”。

    此举意在树立榜样，进一步瓦解仍在负隅顽抗的王世充集团的内部。这道来自大唐帝国权力中枢的诏书，不仅是对前线将士的鼓舞，更是对天下发出的明确信号，即“顺唐者昌！”

    河阳的易帜，在王泰的懦弱逃亡中开始，在赵敻等人的求生抉择中完成，最终在李世民迅捷的军事接收和李渊朝廷隆重的政治确认下，成为了压垮王世充郑政权的又一块关键巨石，也书写了唐初统一战争中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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