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长安中枢的运作流程，通常是这样的：前线急报或各地奏章通过严密的驿传系统抵达尚书省兵部或门下省，经初步处理（如兵部提出初步意见）后，紧急军情往往直送御前。李渊在早朝或临时召集的御前会议（政事堂会议）上，与宰相、相关部曹长官共同商议对策。李渊做出决策后，或口述旨意，或批阅奏章给出批示。中书省根据李渊的明确旨意或朱批精神，起草正式的诏书敕令。门下省审核无误后，加盖印信，发回尚书省。尚书省根据诏敕内容，分派至六部及具体执行机构（如调兵令给兵部，征粮令给户部）。各部曹再向地方州县或前线指挥部发出具体指令（符、移、关、牒等文书），并负责监督执行、反馈结果。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不断循环的信息流与指令流，李渊居于核心，通过这套以三省六部为主干、辅以诸寺监的官僚体系，实现了对庞大帝国资源的调动、对两线战事的宏观指挥、对内部政务的日常管理以及对潜在威胁的监控。
正是长安城中这套日夜不息运转的国家机器，在李渊的驾驭下，将战略意志转化为具体行动，源源不断地为李世民在洛阳、李建成在河东提供着决策支持、兵员补充、粮草军械以及稳固的战略后方，最终奠定了武德四年一举消灭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劲敌，加速天下一统的关键基础。
正当唐朝中枢机构在长安城日夜不息地高效运转，支撑着帝国东西两线的战事与全国政务之际，正月中旬，一道来自洛阳前线的紧急军情打破了都城的节奏，王世充政权麾下的梁州总管程嘉会，毅然率领其部众归降唐朝。
程嘉会的生平事迹在隋末唐初的烽烟中显得模糊不清，史册留给他的笔墨极为吝啬。他并非出身于显赫的世家大族，其名字未见于隋朝的重要官职记录。可以推断，他很可能崛起于隋末天下大乱之际，是那个动荡时代造就的地方豪强或军功阶层代表。
当年，如同无数在乱世中寻求生存与机遇的人物一样，程嘉会凭借自身的武勇、谋略或在地方上的影响力，逐渐聚集起一支武装力量。在群雄割据的中原大地上，他最终选择了依附当时占据东都洛阳、实力雄厚的军阀王世充，成为其帐下的一员重要将领。
王世充称帝建立郑国后，为巩固统治，将战略要地睢阳（即隋朝的宋城，古梁国都城）所在的区域设置为梁州。此地扼守中原腹心，联通南北，位置极为关键。梁州治所位于隋朝的梁郡郡治宋城县，即今日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这片土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其核心宋城（古称睢阳）是赫赫有名的汉朝梁国都城，梁孝王刘武在此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宫苑园林，其遗址部分叠压在今日的商丘古城之下。
自北魏以来，此地长期作为梁郡的郡治，是中原东部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商丘地区（古睢阳）的人文历史遗迹丰富，着名的商丘古城（又称归德府城）虽然主要建于明清时期，但其格局与位置深深植根于历史，部分城墙基础可能追溯更早；古城西南的阏伯台（火神台）相传是帝喾之子阏伯观星授时的古观星台遗址，是华夏文明早期天文观测的重要象征；此外，附近还有燧皇陵（传说中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之陵）、张巡祠（纪念唐代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的张巡、许远）以及八关斋（唐代书法名碑颜真卿所书）等重要历史遗存，无不诉说着这片土地悠久而辉煌的过往。
隋末唐初，王世充选择在睢阳（宋城）设置梁州，并将其授予心腹程嘉会驻守，绝非偶然。从战略地位上看，梁州（睢阳）堪称洛阳东南方向最重要的战略屏障与枢纽。它地处黄淮平原腹心，控扼着沟通中原与江淮地区的关键水陆通道。向西，它通过汴水（通济渠）等重要水系与洛阳紧密相连，是保障东都东南方向安全、抵御来自山东、江淮势力威胁的前哨；向东、向南，它则是辐射徐、兖、豫等广大地区的基地，也是获取江淮财赋物资的重要节点。
在李世民大军围攻洛阳、意图一举消灭王世充的关键战役中，梁州的归属直接关系到洛阳的侧翼安全和对外联系。若梁州稳固，王世充尚能通过此地向东南方向寻求支援或退路；若梁州失守，则洛阳东南门户洞开，其被完全孤立和包围的风险将急剧增大。因此，梁州总管程嘉会所镇守的，实为王世充政权维系东南命脉的锁钥之地。
关于梁州的具体辖区范围，由于王世充政权存在时间较短且史料记载有限，其精确边界已难详考。但依据隋朝梁郡（治宋城）的辖区以及唐代初年在此区域的行政设置（如宋州）来推断，王世充的梁州大致应涵盖今河南省商丘市及其周边的大部分地区，可能包括隋梁郡下辖的宋城、虞城、谷熟、下邑（今夏邑）、宁陵、柘城、砀山、单父（今山东单县）、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等县。其核心区域便是以睢阳（宋城）为中心的豫东平原，这片土地在乱世中成为王世充在洛阳之外的重要支撑点，其得失直接影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