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王世充在朝堂之上大发雷霆道：“朕坐拥洛阳富庶之地，却不能像李渊那般开疆拓土。如今刘武周败亡，大唐下一个必是我洛阳！”
大臣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此时，王世充身边老将段达说道：“陛下，如今局势危急，不如暂且收缩防线，巩固洛阳城防，再从长计议。”
王世充无奈地点了点头。然而，他的这一决策却引发了内部将领的强烈不满。一些将领认为应该主动出击，与唐军决一死战。其中，单雄信更是愤怒地说道：“陛下，我们不能如此怯懦！刘武周败亡，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应该集结兵力，与唐军大战一场！”
王世充看着单雄信，心中虽有不满，但也不好发作，只能安抚道：“单将军，你先冷静一下，朕自有打算。”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世充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将领们之间相互猜忌之心更为严重，郑军军心逐渐涣散。而刘武周的灭亡，也让王世充愈发意识到自己处境艰难，不得不采取更加保守的战略，继续收缩防线，加强洛阳的防御。
当刘武周覆灭的狼烟传遍中原，各地小割据势力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望着案头舆图上日益扩张的唐军红标，终于看清割据称王的幻梦终将破碎。这些乱世枭雄在生存压力下分化出截然不同的求生之道：或举城献降换取丹书铁券，或暗遣质子谋求缓冲余地。
鲁南徐圆朗的选择最具戏剧性。这个曾与瓦岗军争夺运河的枭雄，在阴雨连绵的深夜独坐军帐，将佩剑反复出鞘归鞘七次后，突然召来心腹，道：\"备三斛夜明珠，挑二十名死士，明日护送使者西进长安。\"
当徐圆朗风尘仆仆的使团跪在太极殿丹墀前时，为首的文士高举舆图朗声道：\"吾主愿举旌易帜，唯求长安赐徐氏祠堂三炷清香。\"
李渊听后，抚须大笑，执朱笔在奏章上疾书：\"敕封徐圆朗检校右武卫大将军，食邑三千户。\"却又在诏书末尾意味深长地添了句\"即日入觐\"，笔锋在绢帛上拖出凌厉的墨痕。这个细节被史官郑重记录，成为\"墨痕诏\"典故。
还有一些小割据势力试图寻找唐朝的对手作为靠山，以图自保。然而，在唐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们的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
刘武周势力覆灭后，唐军彻底掌控了河东战略要地。据《旧唐书·刘武周传》记载，\"并、汾旧地尽复归唐\"，基本解除突厥与中原割据势力南北呼应之势，使唐廷得以抽调原驻守太原的李世积部转战河南战场。
蜗居洛阳城的王世充闻讯，则开始\"增修洛阳城堑\"，窦建德则\"遣使结好突厥\"。而且，王世充在不久后\"去越王号，改称郑王\"，显示了其政治姿态变化。河北地区豪族开始转投李唐，史载：\"山东豪杰多杀官吏应唐\"。
在经济方面，刘武周割据地区的并入，为李唐政权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土地。这些地区拥有肥沃的农田、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繁荣的商业贸易。唐朝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和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山西地区，唐朝政府派遣官员和军队，帮助当地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商业贸易的发展。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地百姓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
据《唐会要·卷八十四》记载，武德四年置河东道行台尚书省，统筹战后恢复事宜。太原府实施\"给复三年\"政策，免除当地赋税劳役。关于土地分配，《通典·食货七》明确记载：\"其田宅令佐据见在人口分付\"，即按现居人口分配无主田宅。敦煌文书《开元水部式》残卷显示，唐廷特别修复了晋祠水利系统以保障农耕，此举使\"商旅辐辏，绢马交驰\"。
在来自各地的商人带来了各种商品，进行交易。《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收录武德五年诏令：\"并州诸市估税，三分减一\"，印证交易税减免政策。驿站设置数目据《唐会要·卷六十一》应为七处，主要分布在太原至蒲州官道。《全唐文·卷二百二》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载：\"并汾之地，商旅接轸\"，客观反映商业恢复状况。长安的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在外交方面，刘武周的灭亡也促使李唐政权开始调整外交策略。此前，刘武周与突厥等少数民族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存在对唐朝的边境安全构成了威胁。如今，刘武周已灭，唐朝在北方边境的压力大大减轻。
然而，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了对抗唐朝，还在寻求与突厥等少数民族势力的支持。因此，唐朝需要加强与突厥等少数民族势力的外交沟通，争取他们的中立或支持。
在长安的皇宫中，李渊召见了突厥使者，说道：“使者远道而来，朕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