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地理特征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外辐射至川中丘陵、川东平行岭谷及川西南山地，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四大水系纵横其间，既是大唐帝国西南粮仓（时称\"扬一益二\"），又是控扼吐蕃、南诏的战略屏障。
同样，武德年间的益州道行台并非固定行政区，而是为应对洛阳战役所做的临时军事部署，即通过剑门关（今四川剑阁）、白水关（今青川县沙州镇）构建入蜀通道，依托阆中（今南充阆中市）、梓潼（今绵阳梓潼县）等节点城市设立军械转运站，利用嘉陵江水道（今广元至重庆段）将蜀锦、井盐、粮米等战略物资输送至关中前线。贞观元年（627）益州道行台撤销后，其辖区成为剑南道的主体部分，但李世民在武德三年获得的这项任命，实为后来唐军经略西南、开拓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制度铺垫。
益州地区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李世民兼任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后，将能够更好地掌控这一地区的局势，加强对益州的管理和开发，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此次对杨士林和李世民的任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是李渊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李渊对权力平衡的精妙掌控。通过任命杨士林为显州道行台尚书令，李渊向其他归附的将领和地方势力表明，只要他们效忠唐朝，为国家做出贡献，就能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嘉奖。这有助于稳定人心，增强唐朝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因此，杨士林的晋升遵循着唐高祖李渊\"以降制降\"的用人策略，通过赋予地方实权换取旧势力效忠，这种模式在武德年间共造就了47个行台尚书令。
而对李世民的加封，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唐朝政权中的核心地位，让他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唐朝的发展出谋划策。从另一角度来看，对于秦王李世民的权力扩张，则暗含\"以战养战\"的深层考量，每征服一个地区，即授予相应行台职务，既避免军功集团过度集中京师，又形成战区自给自足的良性循环。这种制度创新使唐军能在武德四年（621年）同时进行洛阳、江陵两大战役，创造古代战争史上的后勤奇迹。
从官僚体系演变的角度观察，行台尚书令的设置实为特殊时期的过渡性制度。其品级虽低于中央尚书令（正二品），但集军、民、财权于一身，颇似现代的战区司令兼行政长官。这种临时性授权在武德后期随着全国统一逐步收回，但为贞观年间\"道\"的设立提供了制度原型。杨士林后来因卷入武德四年的王世充残余势力叛乱被诛，恰恰证明这种过渡性官职的双刃剑效应，既能快速整合资源，又易形成割据隐患。
从军事层面来看，这些任命有助于加强唐朝对地方的军事控制。杨士林和李世民都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任命他们担任行台尚书令，李渊能够让他们更好地指挥军队，维护地方的稳定和安全。同时，这也有助于唐朝在军事上进行统一的调度和指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威胁做好准备。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来看，杨士林和李世民的任命也将对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他们在地方上拥有较高的权力和地位，能够有效地组织和推动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例如，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条件；促进商业贸易的繁荣，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此外，此次任命还体现了唐朝在官员选拔和任用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唐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有德行，都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这种开放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为唐朝吸引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为唐朝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相比而言，唐高祖李渊对秦王李世民的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任命更具历史深意。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记载：加封诏书特意强调\"总判益、利、会、鄯四州诸军事\"，这与其说扩大权力，不如视为针对太子集团的制衡措施。当时李建成的主要势力范围在河北，而李世民通过陕东、益州两道的叠加控制，事实上构建起横贯东西的权力走廊。这种微妙安排，既为后续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伏笔，也反映出李渊试图维持皇子势力平衡的苦心。
这两次相隔两日的任命，生动诠释了唐初政治机器的运行逻辑。在中央层面，通过三省六部制保持官僚体系的专业运转；在地方层面，则采取灵活务实的人事政策，既有对降将的地域性授权，又有对皇子的战略性布局。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智慧，使新生唐王朝能在隋末废墟上快速重建秩序，为即将到来的贞观之治奠定基础。当我们以现代视角审视，李渊团队展现出的制度弹性与政治现实主义，仍不失为组织管理的经典案例。
在历史的长河中，武德三年的这次任命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但它却对唐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