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为应对洛阳粮荒，推行了一项特殊的官员外派制度：\"以台省官为司、郑等十二州营田使\"。这十二州具体包括：司州（洛阳）、郑州（汜水）、管州（郑州）、原州（济源）、伊州（临汝）、殷州（获嘉）、梁州（商丘）、凑州（郑州西）、嵩州（登封）、谷州（新安）、怀州（沁阳）、德州（温县）。这些州郡多位于洛阳周边二百里内，实为军事缓冲区。
不过，这项任命背后对于王世充而言却隐藏着多重危机。
其一，洛阳被唐军围困后，\"城内粮尽，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布以爨\"，迫使王世充不得不将尚书省左右丞、门下省给事中等中枢要员派往地方筹粮。如尚书左丞郭士衡被派往谷州，门下省给事中戴胄调任怀州，实为变相流放。
其二，这些所谓\"营田使\"并无实际军权，其职责仅是\"督民输粟，按户征刍\"，实为武装征粮官。最典型的案例是司隶大夫独孤机之子独孤修德任郑州营田使时，因强征粮草引发民变被杀。
值得关注的是史书对官员心态的记载：\"公卿以下求为使者，络绎于道\"。这种现象实因洛阳已成死地，尚书右仆射崔弘丹\"自请出督伊州\"，实为携家眷逃离围城；黄门侍郎薛德音\"求补谷州营田判官\"，实因其弟已暗中降唐。正如司马光所析：\"其时洛中贵人，视外任如登仙，盖欲脱死地耳\"，这种中枢官员集体外逃的现象，恰是洛阳王世充郑政权崩溃前的显着征兆。
那么，在如此惨无人道的暴政之下，难道就没有人敢于像影视剧中的英雄那般站出来反抗王世充，亦或是将其刺杀吗？
王世充统治后期虽暴政横行却鲜有刺杀事件，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其恐怖统治机制的精巧与残酷。王世充称帝后建立了\"三锁体系\"：其一为\"血脉锁\"，凡出征将领必留家属为质，如左武卫大将军张童仁率军时，其老母被铁链系于乾阳殿柱；其二为\"耳目锁\"，即任命其侄子王仁则为御史中丞，\"广布逻卒于衢巷，有偶语者辄收系\"；其三为\"连坐锁\"，实施\"五家互保\"制度使民众相互监视。
这种立体监控网络使得即便是尚书级高官，如兵部侍郎杜淹欲与唐军联络时，也不得不\"夜缒家属出城而后敢行\"。
深层原因更在于王世充对权力核心的绝对控制。他将禁军细分为\"四贵军\"，分别由长子王玄应、侄子王仁则、心腹郭士衡及杨公卿统领，四支军队驻地相隔且相互制衡。即便是贴身侍卫也实行\"三时轮换制\"，其\"每日三易宿卫，虽亲信不得久侍\"。
这种护卫设计使得任何单方面势力都难成刺杀气候。值得注意的是，武德三年确实发生过羽林军郎将独孤修德策划的刺杀，但因王世充突然改变行程而流产，参与者三十七人遭\"磔于市，夷三族\"。
此事后王世充出行皆设\"影卫\"，挑选体貌相似者八人同乘銮舆作为替身，更让刺杀者难寻目标。
从社会心理层面观察，持续的战乱与饥荒摧毁了大家的反抗意志。洛阳粮荒最严重时，\"公卿以下日给米二合，糠粃参半\"，百姓\"有烹妾飨夫者\"。在这种生存绝境下，\"民多匍匐道侧，但求速死\"，根本就没有活下去的意志，更别提会产生英雄主义思想，当基本生存尚难维系时，周密的政治刺杀更无从谈起。
最终这个依靠恐怖维持的政权，不是亡于内部反抗，而是在李世民围城九个月后，因\"将士逾城夜遁，守具尽毁\"而土崩瓦解，印证了暴力统治虽可震慑一时，终难逃历史规律的制裁。
王世充在洛阳推行的暴政，如同一面血腥的镜子，映照出隋末群雄混战的深层逻辑，更成为唐初统一进程的关键转折点。
其\"立禁酷烈，一人亡叛，举家皆戮\"的连坐法实施后，河南道出现\"官吏缒城降唐者，昼夜相属\"的奇观，仅武德三年春，就有汴州刺史王要汉、亳州总管郭庆等二十七名地方大员投唐。
这种统治崩溃产生的\"黑洞效应\"，不仅使洛阳周边州县尽归李唐，更引发连锁反应，淮南杜伏威闻洛阳惨状后，加速遣使长安请降；幽州罗艺得知\"郑政苛虐\"，立即断绝与王世充的盟约。就连远在江陵的萧铣，也因恐惧\"洛阳人相食\"的惨剧重演，主动收缩防线。
王世充的这种暴政统治，对窦建德集团的影响尤为深远。原本在虎牢关对峙时，夏军将领凌敬提出的\"渡河攻怀州\"之策，正是基于\"洛阳粮尽，人无固志\"的判断。
当洛阳饿殍遍野的惨状传至河北，窦建德军中竟有范愿等将领私语：\"王世充破亡之后，吾属皆虏矣\"。这种心理震慑直接导致夏军士气瓦解，十万之众竟在虎牢关前被三千玄甲军击溃。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王世充的暴政为唐朝树立了合法性标杆，《唐大诏令集》中记述唐高祖诏令：\"世充僭逆，虐用其民，烹宰黎元，毒流河洛。人神同愤，天地不容。\" 这与\"暴郑虐民，人神共愤\"使后续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