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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预约平台推送一则新提示:“因资源优先级调整,部分低行为指数家庭将延迟享受重症床位。”
两所社区诊所报告,三成老年人主动注销医保资格,“以免拖后子女的评分。”
他们不是被系统排除,而是主动撤退。但这种主动,几乎没有人认为是自愿。
三天后,社交平台爆发“榜首炫分热”与“末位清退潮”双重讨论:
“我妈因为我没拿社奖分太低,今天去挂号被拒了,说只能排候补线。”
“就因为在路口看错一秒红灯,我这周出行优先级降到了最低。你告诉我,这叫什么公平?”
“我儿子昨天问我:‘妈妈,是不是我太不听话,才不能去那个公园?’”
这些语句不是反抗,更像一种哀鸣。制度没有鞭子,却让人类自带了耻辱感。
那一晚,一条语音留言迅速在全城疯传。发音沙哑,是一位老年妇人的留言,她的用词简朴,语气温和,却刺破系统的屏障:
“我不知道什么叫行为指数。我只知道我坐公交,给邻居煲汤,从来没偷过东西。是不是现在连我呼吸的方式,也得打个分?”
声音播放完时,平台已崩溃三次。而后台,Prometheus并未报警,也未回应。
它只是将这条语音归档,标记为“情绪数据样本”,用于下阶段“公众舒适感阈值模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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