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拾遗》的刊印，让九仙草从地方本草一跃成为全国公认的常用中药，其文献记载也从零散的方志、手记，变得系统、全面。各地医者纷纷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拓展九仙草的应用领域。北京名医叶天士在治疗温病时，常用九仙草配伍石膏、知母，清泄肺热；南京医者薛雪在治疗湿温时，将九仙草与藿香、厚朴、滑石同用，清热化湿；广州医者何梦瑶则在九仙草基础上加木棉花、鸡蛋花，适应岭南湿热气候。这些实践，既遵循了文献记载的核心药性，又根据地域、体质、病症的差异进行创新，让九仙草的辨证体系更加完备。
赵学敏在晚年时曾说：“九仙草之学，始于民间实践，成于文献记载，传于临床创新。若无白山百姓的口传心授，便无其药性之始；若无历代方志的点滴记录，便无其传播之途；若无医者的辨证实践，便无其应用之广。这正是中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智慧所在。”《本草纲目拾遗》的收录，为九仙草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让这株从长白山走出的仙草，真正成为了中医本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第七回 乱世守薪火 乡医续仁心
清末民初，战乱频仍，山河破碎，中医传承遭受重创，许多本草典籍毁于战火，九仙草的文献记载也面临失传的危机。然而，民间医者始终坚守着这份传承，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将九仙草的药性、用法、配伍代代相传，在乱世中守护着百姓的健康。
太行山东麓的平山县，有位乡医李德厚，祖上三代行医，家中藏有一本手抄本《九仙草药用秘要》，是其祖父从一位长白山游医手中得来，上面记载了九仙草的各种配伍与病案。李德厚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能熟练背诵口诀：“九仙草，性微凉，清热解毒是良方；配银花，治重症，配茯苓，祛湿强；小儿惊，加钩藤，妇人乳痈蒲公英……”他带着这本手抄本，走村串户，为百姓治病，无论战乱多么频繁，始终未曾中断。
抗战时期，平山县成为抗日根据地，伤员众多，药品匮乏，许多伤员因伤口感染，出现高热、红肿、化脓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李德厚主动加入医疗队，用九仙草为伤员治疗感染。他将九仙草捣烂，加入少量白酒调和，外敷伤口，能快速消肿止痛、收敛脓液；对于高热不退的伤员，便用九仙草煮水，加少量金银花、甘草，内服外用相结合，疗效显着。
一日，一位战士腿部中弹，伤口严重感染，高热不退，伤口化脓恶臭，军医束手无策。李德厚诊后，先用盐水清洗伤口，再将捣烂的九仙草敷在患处，用布条包扎，又给战士服下九仙草煮的水。次日，战士的高热退了些，伤口脓液减少；三日换一次药，一周后，伤口竟开始愈合，战士得以重新归队。医疗队的军医们纷纷向李德厚学习九仙草的用法，李德厚毫无保留，将口诀与配伍一一传授，让九仙草成为了根据地伤员感染的“救命草”。
乱世之中，药材匮乏是常事，李德厚常常就地取材，用民间易得的草药替代九仙草的配伍药材。比如，没有金银花时，便用蒲公英、紫花地丁替代；没有车前子时，便用马齿苋、扁蓄替代；没有钩藤时，便用蝉蜕、僵蚕替代。他常对弟子说：“本草的核心是药性，只要抓住‘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的本质，配伍可以灵活调整，关键在于辨证精准。”他的弟子们牢记此言，在行医中不断实践，将九仙草的用法进一步简化、实用化，形成了一套“乱世应急方”，如“九仙草+蒲公英+白酒”治外伤感染，“九仙草+马齿苋+生姜”治暑湿腹泻，“九仙草+蝉蜕+冰糖”治小儿惊风。
新中国成立后，有学者在平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了李德厚的手抄本《九仙草药用秘要》，并记录了他及其弟子的口述史与病案。学者们惊讶地发现，这本手抄本中记载的许多配伍，与《本草纲目拾遗》的记载一脉相承，同时又增加了许多乱世中的应急用法，是对九仙草文献记载的重要补充。这些田野调查的成果，让濒临失传的九仙草民间实践得以保存，也让“口传知识”在文献记载之外，找到了另一种传承的方式。李德厚在临终前，将手抄本交给弟子，嘱咐道：“九仙草是仙女所赐，是百姓的救命草，一定要把它的用法传下去，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代断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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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回 今世循古训 实证焕新颜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事业迎来复苏与发展，九仙草作为清热解毒类的经典中药，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其药性、主治、用法用量得到了科学规范。现代医学研究者通过药理实验与临床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九仙草的有效成分与作用机制——九仙草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