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苏州府后，顾清岚将这剂良方郑重地写入《苏州府志·方技卷》：“菱塘村沈氏，得民间百蕊草之秘，配伍茵陈、栀子、大黄、柴胡，名‘百蕊茵陈退黄方’，治湿热黄疸，活人无数。方用百蕊草二十克，茵陈三十克，栀子十克，大黄六克，柴胡十克，水煎服。百蕊草生太湖泽畔，细茎白花，性味甘凉，归肝胆经，清热解毒，利湿疏肝，为民间治黄病之要药，其用虽未载于经典，然实践验之，功效卓着。”
这是百蕊茵陈退黄方首次被正式载入地方史志，实现了民间口传智慧向文献记载的跨越。顾清岚还在志书中写道：“中医之学，实践先于文献，口传辅之典籍，如百蕊草者，藏于民间而效验非凡，是知草木之性，非仅载于书，更见于民也。”这段文字，恰是对中医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智慧的最好诠释。而菱塘村的百姓，依旧将百蕊草的用法编成口诀口耳相传，文献的记载与民间的传承，如同太湖的水与岸，相互依傍，让这剂良方的智慧得以双重延续。
第七回 岁月流芳医籍藏珍方 幼波研思妙化古方意
时光悠悠，三百余年弹指而过，太湖的碧波依旧荡漾，菱塘村的百蕊草依旧在泽畔绽放。那剂被载入《苏州府志》的百蕊茵陈退黄方，虽在江南民间流传，却因百蕊草未被全国性医籍收录，始终未能进入主流中医的视野。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京城的肝病名家关幼波先生在整理民间医案时，偶然发现了《苏州府志》中记载的这剂良方，如获至宝，从此开启了对这剂古方的深入研究与创新应用。
关幼波先生毕生致力于肝病的诊治，对肝炎黄疸的病机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现代肝炎黄疸的核心病机仍是“湿热蕴结肝胆，气机郁滞，胆汁外溢”，与古代的黄疸疫一脉相承，只是因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患者多兼夹肝郁脾虚、气滞血瘀之证。当他看到“百蕊草20g，茵陈30g，栀子10g，大黄6g，柴胡10g”的配伍时，立刻意识到此方的精妙：茵陈为君，专清肝胆湿热；百蕊草为臣，解湿热胶结；栀子、大黄清泻实热，通腑排毒；柴胡疏肝理气，引药归经，恰合肝炎黄疸的核心病机。
为了验证百蕊草的药理作用，关幼波先生亲自前往太湖流域考察，在菱塘村见到了成片生长的百蕊草，还与村里的老中医交流了百蕊草的民间用法。他发现，民间用百蕊草不仅治黄疸，还用于治疗肝胆气滞引起的胁痛、咽痛，这与他“肝病从气论治”的学术思想不谋而合。回到京城后，关幼波先生开始将此方用于临床，治疗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引起的黄疸，同时根据现代患者的体质特点，对古方进行了巧妙的化裁。
有一位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黄某，年届四十，身目黄染三月有余，色泽晦暗，伴胁肋胀痛、腹胀纳差、乏力便溏，曾服茵陈蒿汤等方剂，黄疸始终不退。关幼波先生诊后认为，此患者属“湿热未尽，肝郁脾虚”之证，若单用原方，苦寒之药易伤脾胃，遂在百蕊茵陈退黄方的基础上，加黄芪20g、党参15g健脾益气，郁金10g、香附10g疏肝理气，茯苓15g、白术10g祛湿健脾。患者服下五剂后，腹胀减轻，食欲渐增；服至二十剂，身目黄染基本褪去，肝功能指标也明显好转。
又有一位急性黄疸型肝炎患者，李某，年轻力壮，身目黄染如橘，伴高热烦躁、口苦咽干、大便秘结，关幼波先生用原方施治，将大黄加至8g，增强通腑泻热之力，同时加金银花15g、连翘15g清热解毒，患者服下一剂便高热退去，三剂后黄疸骤减，七剂便痊愈出院。关幼波先生还发现，百蕊草不仅能清热利湿，还具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与现代药理研究中“百蕊草含黄酮类、甾醇类成分，能抑制肝炎病毒复制”的结论不谋而合。
经过数年的临床实践与研究，关幼波先生将百蕊茵陈退黄方正式纳入自己的肝病诊疗体系，成为治疗肝炎黄疸的经典方剂。他在《关幼波肝病杂病论》中写道：“百蕊草虽非药典常用之药，然其清热利湿、疏肝解毒之功，于肝炎黄疸殊为切用，与茵陈配伍，可增退黄之效，此乃民间实践之智慧，不可轻也。”他还根据临床经验，总结出百蕊草的用量规律：轻症黄疸用15g，中症用20g，重症用25g，脾胃虚弱者配伍干姜3g、甘草5g，既保留了古方的精髓，又赋予了其现代临床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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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幼波先生的研究，让这剂沉睡在地方史志中的民间古方，焕发出新的生机，从江南水乡走向了全国的中医临床，成为治疗肝胆疾病的有效方剂。而这一切，皆源于三百多年前菱塘村沈伯与阿菱的民间实践，源于中医药“实践先于文献，口传与典籍相互滋养”的传承脉络。
第八回 古今相融良方焕新彩 草木含情医道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