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首先要出去啊。
出去了，才能回来。
隔壁道州同样如此，当原先大量的小农离开故乡之后，田地并没有消失，而是转交给叔伯兄弟来经营，唯一要做的，就是承担一部分自己赡养双亲、抚养子女的责任。
说人话就是自己在外讨生活的时候，家里只要给口吃的饿不死，就行。
所以，道州的小农，在身份上，也的的确确是小农，但实际上，他们因为掌握超过普通小农相对较多的土地，本质是小地主。
只是身份没那么牢靠，也不那么稳。
于是，“安陵散人”过来找他们商量“减租减息”，好不好？
这自然是好的。
可执行力度强不强？
肯定不强啊。
因为难保哪天自己挣够了，就把兄弟的田给盘了呢？
到时候，手里几百亩上千亩地，你要是不请人，怎么行？
再往细了去琢磨，就直奔“减租减息”而去，搞不好就是减到自己头上。
帝国的治统是非常微妙的，道州本地的情况，因为百几十年没问题，所以帝国的高层，从来没有说要去改动。
既然运行的好好的，就不要吃饱了撑的去折腾。
于是，“安陵散人”就进入到了一种盲区，哪怕他本人是个湖南人。
账面上一看，百姓安居乐业，耕者有其田，实际上狗屁都不是一个。
胡乱套用湘东的经验，自然是被当地的农民当凯子，忽悠几个糟钱，喊两声口号，这事儿么，就结束了。
让他们跟着“安陵散人”的同志们去反抗朝廷？！
啊这？！
何至于此啊。
“安陵散人”这个湖南本地人看不到的，甘正我却不一样，他毕竟是教育部的“尖刀”之一，以前作为工具，是不需要太多个人感情色彩的，自己需要提供的，是解决问题的一切手段、能力、素质。
但现在，“尖刀”不干了，自然方向就要发生重大改变。
甘正我首先直截了当地指出，湘南最容易发动的群众，并非是道州明面上的农户，而是那些外出务工，以及各个山寨中的“茶农”。
而这些“茶农”只是身份上算个农民，本质却是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
其个人权利，可能还不如茶陵县的“茶农”。
两者同样悲惨，当然了，道州老乡更悲惨，比衡州的老表，处境还要糟糕一些。
再加上因为一些初级工业品的生产加工，衍生出来的特殊的、畸形的外销渠道，自然形成了更加奇葩的垄断阶层。
其中自然就有喜欢在老家郴州盖“银楼”的大老板。
有些大老板发家，靠的是“栲胶”一项就行了；有的是倒卖茶油；有的是走私金银；有的是走私茶叶……
还有的，就是贩奴。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隔壁道州老乡骗过来，一顿操作猛如虎，先去连州，后去韶州，南下广州，直奔“天涯洲”。
一条龙服务，从出生到入土，给你算计到完美无缺。
正经人谁贩奴啊，所以敢贩奴的，哪家没点毛病？
巧了，甘正我刚刚好认识几个有毛病的。
当然这些认识的人，都不在“中央核心区”，但大体上的渠道路线，他心中有数。
于是当甘正我提出，他准备现在湘南地区做个排查，一边宣传一边考察的时候，与会众人的表情，是相当严肃的。
再无小觑。
毕竟，之前在很多湖南人江西人看来，湘南怎么看也是湖南省省内，能有什么幺蛾子？还能有什么天大的风险？
“安陵散人”不行，那是因为他不给力。
现在粗略地看过甘正我的分析，就知道其中的复杂性，远超湘东地区。
难怪委员长一开始不在湘南看风景。
“湘南的工作，不要想着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山寨中的底层瑶人，州县山区中失地农民的家人，还有那些失去人身自由的奴工，等等等等，都是需要全面考虑的。马虎不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坚决同意甘总教前往的缘故。”
“第一，甘总教是教育部出身，又是‘学兵队’的精英，在业务上非常老道。”
“第二，基于原先职业带来的优势，甘总教在面对湘南各州的地方头面人物时，不必遮遮掩掩，甚至还有很强的心理优势，毕竟，这是教育部的精英。不说‘口含天宪’，但也差不多了。”
“第三，甘总教在‘万亩风塘’的训练成果，有目共睹，学兵们对甘总教是很服气的，教官助理们对他的业务能力，凭心而论，除了常克恭同志，哪怕是郭威，可能也要差一点。”
“第四，湘南建立据点，建立义勇军，对保护我们的南方侧翼，是有帮助的。要知道，湖南省省内地形，由南向北不能说畅通无阻，但的的确确要容易的多。”
“第五，‘靖难军’大本营就在岭南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