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喧嚣与变化，源源不断地成为他剖析的素材。
降卒营的号子、归化营的哭泣、归化营的市集喧闹、孩童的诵读、秦吏的呵斥、乃至辕门悬首的恐怖传闻，都化作他笔下犀利的注脚。
他摒弃了对韩国无用哀叹的情绪，将全部心智与残存的精力，都投入到解构眼前这座正在秦臻手中，以铁血为筋、以信诺为黏合剂、以秦法为模具，强行塑造的“新秩序”巨型实验室中。
这部书稿，是他对秦国这套“新秩序”最彻底、最无情的解剖。
也是一位法家巨擘对时代洪流的终极叩问，更是对他与秦臻那场“竹叶茶”论道的延续与深化。
《洛邑新论·序》：
“秦，以虎狼之力摧破合纵，洛邑一役，合纵脊断，天下震怖。
然秦王政与少上造臻，不蹈武安君覆辙，反行‘怀柔分化’之策。
释兵威而用王服，止杀戮而行信诺。
此非仁心，乃大谋也。
其策有三：曰‘化敌为用’，驱降卒为牛马，垦荒筑城，耗其筋骨；曰‘怀柔攻心’，以田宅家眷为饵，诱其归附，绝其故国之念；曰‘再造秩序’，行秦法，播秦声，欲使六国之民，尽为秦氓。
此三策连环，毒于斧钺，其志非在灭国，而在易天下之人心。”
《洛邑新论·本生篇》：
“臻所谓‘生路’，实为‘利’之枷锁。
赐田宅，需三年役满；接家眷，则举族为质。
降卒劳作，汗滴入土，所垦之田，所筑之城，皆为大秦东进之基石。
其力竭，则得尺寸之地以苟延；其力衰，则弃之如敝履。
此‘利’之饵后，是‘法’之刀俎。
‘筷子浮起，人头落地’，律令之苛，甚于饥寒。
归化营之连坐，之鞭笞，无时不在昭示：顺生逆死，‘生路’实乃以恐惧为栅栏之囚途。
其所谓‘再造秩序’，不过以‘利’驯其身，以‘法’慑其心，以‘家眷’系其魂。
何乐之有？唯存续耳！”
《洛邑新论·隐患篇》：
“信义行动，接引家眷，看似仁政，实藏巨祸。
其一，敌国岂会坐视？
魏国细作之事，不过冰山一角。
家眷之中，必有更多心怀怨望、或受胁迫之耳目。
今散布于归化营，如疽附骨，伺机而动。秦吏虽严查，然人心难测，百密一疏。
其二，降卒归心，系于‘三年之约’。
然秦法严苛，吏治岂能尽善？
若有盘剥克扣，或天灾导致口粮不继，期望落空，积怨爆发，其势必烈于往昔。
其三，纵有赵拓、赵七之流感恩戴德，然多数降卒，家国之恨岂能尽消？
今之顺从，迫于刀兵，困于饥寒，寄望于渺茫之生途。
此等归附，如沙上筑塔，根基脆弱。
一旦秦军东出受挫，或内部生变，此二十万众，顷刻可成燎原之火。
其四，秦法尊‘力’尚‘功’，轻‘义’鄙‘情’。
以此法度塑造之‘新秦人’，或为守法之顺民，然必失忠孝仁义之根髓。
民风浇薄，唯利是图，此乃长治久安之道乎？”
《洛邑新论·诘问篇》：
“臻尝言：‘再造秩序，为生民之乐。’然洛邑所见，秩序井然之下，是累累白骨与无尽血泪铺就。
降卒之汗，家眷之泪，皆为此‘秩序’之祭品。
此乐，为谁之乐？秦王之乐乎？秦国之乐乎？抑或仅是臻兄心中那冰冷‘大道’之乐乎？
以牺牲万千个体之自由与尊严，换取所谓‘天下归一’之秩序，其价可乎？
此秩序，真能泽被苍生，抑或仅为嬴氏万世帝业之牢笼？
兼爱非攻，墨家之旨，今为臻兄所用，行‘兼诱’‘非阻’之实，岂非悖逆？
此等秩序，纵能维系，亦如饮鸩止渴，其毒终将噬心。
人性本私，趋利避害，臻兄以‘利’驱之，可收一时之效。
然‘利’尽则散，‘害’至则叛。
无教化以正其心，无仁德以固其本，唯恃法与利，此秩序能持几时？
洛邑之基，真为大秦万世之基，抑或仅是下一场更大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平静？”
韩非写至此处，喘息加剧，蒙学中孩童诵读的“有功者显荣…罪死不赦”再次回响在耳边。
接着，他自言自语道：“秦法诚然高效，律令森严，等级分明。
然法者，死物也；
人者，活物也，有血有肉有情。
以死物之律强箍活物之躯，削足适履，终将扼杀生机，泯灭灵性。
民勇则赏，民怯则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