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在日渐炽烈的阳光下，沉默地蒸腾着往昔的威严。
自醇亲王载沣于月初轻车简从，悄然离京南下天津后，这座庞大的宫城，仿佛一艘失去了最后一道外部缆绳的巨舰，虽仍漂浮于水面，却更深刻地陷入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内在的凝滞之中。
从隆裕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溥仪，到四位太妃（瑾妃、瑜妃、珣妃、瑨妃），再到内务府大臣世续、绍英，以及各级官员、太监、宫女，所有人的生活似乎都依旧按部就班，维持着天家应有的体面与规矩。
隆裕皇太后的起居依旧定时定点。
她或在长春宫佛堂内焚香诵经，香烟缭绕中，眉宇间是化不开的忧悒与疲惫；
她手中仍会接到由内务府呈递上来的、用黄绫裱封的“奏折”，但那多是关于宫内用度、祭祀典礼的例行公文。
所幸这些呈递上来的奏折，只须再复核一遍，查阅皇帝处理手段是否妥当！不似从前那般耗费思绪精力。
然而那份《退位诏书》与《优待条件》的副本，始终仿佛是一座无形的山，压在她的心头，也框定了她所有的活动范围。她不再过问宫墙外的风云变幻，或者说，她已无力过问。
皇帝凌霄的世界则是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太监和嬷嬷们的簇拥下，他的生活被严格规范在紫禁城几座宫殿之间。
每日固定同伴读们读书、习字、锻炼骑射，偶尔参加一些必须的宫内仪式，与各位太妃请安问候。
更多的便是每日散学后，在养心殿内和内务府总管大臣马佳绍英进行询问，商议处理各种奏折事物，进行批阅。
载沣的离开，对凌霄而言，或许只是生活中某个模糊的背景人物的缺席，但却在处理宫廷事务中时刻受着醇亲王载沣的影响。
凌霄时刻忧心醇亲王载沣南下天津后的一系列举措行动，每每有电报或书信传递至紫禁城，总是无比关心。
四位太妃深居各自宫中，日子过得更是波澜不惊。
她们的生活重心似乎只剩下礼佛、针黹和遵循着繁复的宫规度过每一天。她们彼此之间保持着礼貌而疏远的距离，共同维系着这后宫表面上的平静。
改革后的内务府成了这座紫禁城实际运转的核心。
总管大臣们每日依旧点卯、议事，处理着皇宫内部庞大而琐碎的事务：发放俸银、采办物资、筹备祭祀、修缮宫殿、管理皇庄田产……一切似乎都与从前无异。
但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如今他们管理的，不再是一个统治天下的帝国中枢，而仅仅是一个依据《优待条件》存在的、特殊的“小朝廷”。
更是有民国政府袁大总统按插了审核部门至内务府，对内务府每一笔资金用途进行监管、审核、批复。
他们的权力止步于宫门，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精心维护一个巨大而珍贵的历史标本。
各级官员、太监、宫女们，也依旧循着旧日的轨迹，小心翼翼地完成着自己的分内工作。
洒扫、值守、传膳、司仪……动作依旧恭敬，礼仪依旧周全。只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
往日的宫闱秘事、权力倾轧，似乎都随着时代洪流的冲击而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对未来的茫然。
他们如同这座宫殿里的精密零件，依旧在转动，却不知这架庞大的机器将驶向何方。
载沣的离去，像抽走了最后一丝与外部现实强权直接联系的底气。
整个紫禁城，从太后到洒扫太监，都更加彻底地缩回了自己的壳里。
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着，用一种近乎固执的循规蹈矩，来对抗宫墙外那个已然天翻地覆的世界，维持着爱新觉罗家族最后的一抹尊严与幻影。
宫墙内外，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夏日阳光透过养心殿的落地明瓦，落在御案堆积的奏折与电报上。
案头一侧，整齐码放着醇亲王载沣自天津陆续送回的信札与电文，封皮上墨迹新鲜，日期相连，像一串紧锣密鼓的心跳。
皇帝凌霄指腹抚过封口火漆，目光沉静，心里却已将诸务分门别类：一边是天津皇室产业的清理与处置情况，一边是畿辅皇庄土地丈量的进度与尺度。
殿中只余朱笔划过纸面的细碎声，和自鸣钟悠长的滴答。
天津皇室产业的处置要点
产业清单与权属核验由载沣全权做主，先厘清在天津的皇室产业底数：房产、仓栈、码头、典当、银号与未过户的田契地券；
对“宫产”“王产”“私产”三账并核，标出产权瑕疵与诉讼隐患，形成可分、可售、可留三类目录，并附每一处产业的地契影印与估值清单。
醇亲王载沣对皇室产业处置路径与原则以“稳定、止损、留根”为基础。
对位置要冲、现金流稳定的商业与仓储，先行“托管经营”，择机引入信誉良好的商号合股，皇室只取定额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