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袁世凯领导的中央政府诸多表现，在洋人面前软弱不堪，难以给予实质支持；国际社会奉行“弱肉强食”，其“积极外交”难获有效响应，大概率陷入“既遭列强逼宫，又无外援可依”的困境。
重回东北后，既要摆脱清末“顽固派”标签、迎合共和潮流，又要安抚手下旧部（多为清末官僚、新军旧将），立场摇摆易导致“两头不讨好”，甚至引发内部哗变。
然而军事建设、经济改革、民生改善均需巨额资金与技术，而东北本土产业薄弱，外资引入需让渡核心利益，中央拨款有限，易陷入“改革停滞”或“主权受损”的二选一困境。
就是向袁世凯表明，自己将以全新的身份重回东北。
只有使自己能够超越自身遗老身份，改变政治方向，选择留在奉天都督的职位上并效忠民国。
赵尔巽可以预料到对东北的治理将会是一场在刀尖上跳舞的艰难平衡。
重回东北要推行新的施政方针，首先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变。
赵尔巽思索良久，决定返回东北之前，同时向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以及东北奉天政府发出电报声明。
公开宣布效忠中华民国，承认共和制度，与其效忠的清王朝做彻底的政治切割。
必须与袁世凯中央政府建立新的互信关系，争取中央的支持，同时抑制政府行政体系内的顽固保守势力，吸纳和支持拥护共和的新派人物。
从过去的“皇权任命”转向寻求“地方士绅、商界和新兴知识分子”的支持，构建新的统治基础。
只有确保在此基础上，推行一套“在维护中央统一的前提下，确保东北利益最大化”的施政方略，才能够有足够的分量，协助皇室的布局，为皇室的长久生存多一份力量保障。
但要东北利益最大化，无非就是强军与整肃主动经济开发均衡外交内政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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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写下未完成的《东三省防务条陈》，墨迹未干的日俄觊觎四字力透纸背。
回去后首要任务便是强化个人权威与军权，只有牢牢掌握东三省的军权，强力镇压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此次败露的满蒙独立运动），同时整顿军队，打造一支既能维持内部稳定，又能对外产生一定威慑的武装力量。
才是首要根本。
争取对外宣称服从中央袁世凯调令，但在人事、财政和外交（尤其是对日俄事务）上会极力争取最大的自主权，形成一种“奉人治奉”的格局。
这实际上成为后来奉系军阀集团的早期雏形。
经济与民生可借鉴张之洞等洋务派同僚的经验，大力兴办近代化工业，特别是军工、矿冶、纺织等。
利用东北丰富的资源和农业优势，鼓励垦荒，建立农产品加工体系。
加速自主铁路的建设，打破日俄对交通命脉的垄断。同时鼓励商业贸易，开设中国自己的银行，与日俄的金融势力竞争。
外交策略的核心是采取“以夷制夷”的平衡术。
利用日、俄、英、美等国在东北的矛盾，相互制衡。
可以引入英美资本来修建铁路，以牵制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或在某些问题上联俄反日。
赵尔巽若采取这样的策略，一定会被原有的遗老圈子视为“叛徒”，同时革命党人也不会完全信任自己，使自己腹背受敌。
且日俄两国绝不会坐视一个强大、统一且忠于中国的东北政权出现，必然会不断制造事端，甚至可能策划暗杀或挑起冲突。
以赵尔巽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和传统士大夫的思维模式，能否真正完成如此颠覆性的转变，并熟练运用这些需要高度政治弹性和现实主义的策略，在皇帝凌霄与醇亲王载沣看来一直秉承着质疑的态度。
这步险棋，不过是清皇室试探性的一次布局，成与不成，皆有其利。
但这终究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平衡，需要赵尔巽同时扮演高超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而这在内外交困的民国初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大量属下的探查，不同的信息大量汇聚，带来了更为详尽的情报。
天津卫的暮色渐沉，赵尔巽下榻的酒店套房内，几盏电灯将四壁照得通明。
他背着手站在窗前，眉头紧锁，书桌上摊开着几张情报，最上方那张写着天津皇庄清丈详情的纸张被反复摩挲，边角已微微卷起。
大人，打听到了。一名身着灰色短打的随从推门而入，低头拱手，属下这三天都在围绕土地清丈工作人员打探，又买通了皇庄附近的百姓。
赵尔巽转身坐下，指尖在茶盏边缘轻轻敲击：
这清丈局配合醇亲王爷进行土地清丈，最先动手的便是那处德源皇庄
随从从怀中掏出一张草图，就在海河东岸，原是康熙爷年间圈的地，足有上千亩。清丈局的人从昨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