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站着五六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冷冷地说：“刘昊然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邵明珍瘫坐在地上，眼前一片模糊。她看到窗台上有挣扎的痕迹，看到地板上散落的文件——其中一份是刘昊然三十年前在延安写的入党申请书，字迹已经泛黄...“你们...杀了他...”邵明珍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眼镜青年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邵明珍，你也要端正态度。明天开始，你要去五七干校接受改造。你们的子女，统统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邵明珍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推开家门时，六个孩子都坐在客厅里，脸色惨白。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原西都省委书记刘昊然畏罪自杀，其反革命罪行将受到进一步揭露...”刘梅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其他孩子也围了上来。只有刘卫东站在远处，表情复杂。“妈...爸真的...”二儿子刘卫民声音颤抖。邵明珍环顾着孩子们的脸——卫东17岁，卫民15岁，卫国13岁；大女儿刘兰19岁，小女儿刘梅才11岁。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父亲，而她，必须坚强起来。“孩子们，”邵明珍深吸一口气，“明天开始，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为什么？”刘梅哭着问。“因为...”邵明珍不知如何解释这场荒诞的群众运动，只能简单地说，“这是组织的安排。”“我明天就去内蒙古插队。”刘卫东突然开口，声音冷硬，“我已经报名了。”邵明珍震惊地看着长子：“卫东，你...”“我要和反革命家庭划清界限！”刘卫东几乎是吼出来的，但邵明珍分明看到他眼中闪过的痛苦，“明天我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完，他转身冲进自己的房间，重重关上门。邵明珍想追上去，却被刘卫民拉住：“妈，别...大哥他...最近和那些人走得很近...”那一夜，邵明珍辗转难眠。凌晨时分，她悄悄起身，来到刘卫东的房间门前。门没锁，她轻轻推开一条缝——卫东坐在床边，手里拿着全家福，肩膀微微颤抖。邵明珍默默退了出来。作为母亲，她理解长子的选择——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年轻人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被浪潮吞噬。
第二天，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刘卫东果然在省报上发表声明，与“反革命分子”父母划清界限，随即前往内蒙古。邵明珍被押送到位于山区的一个五七干校，开始劳动改造。四个较小的孩子则被分散到不同的农村——刘卫民去云南，刘卫国去黑龙江，刘兰去贵州，最小的刘梅因为年龄太小，暂时留在省城的亲戚家，但必须每周参加街道组织的批斗会，交代“反革命父亲”的罪行。干校的生活艰苦异常。邵明珍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挑粪、种地、修水库，晚上还要参加无休止的批斗会和学习会。五十岁的她，曾经是雷厉风行的轻工厅厅长，现在成了“反革命家属”，人人都可以踩上一脚。
但肉体的折磨远不及心灵的痛苦。每当夜深人静，邵明珍就会想起刘昊然坠楼的那一幕，想起孩子们离散时的哭声。她常常在梦中惊醒，浑身冷汗。“邵明珍，你的思想汇报写好了没有？”干校的指导员——一个二十出头的女青年戴着红袖套经常这样呵斥她。邵明珍总是低着头，恭敬地递上写好的材料。表面上顺从，内心却从未屈服。她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刘昊然的冤屈会得到洗雪。几年后的冬天，邵明珍收到了刘梅的来信。女孩已经十七岁，被安排到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信中写道：“...大姐刘兰在贵州得了重病，当地缺医少药...二哥卫民在云南失踪了，有人说他偷渡去了缅甸...三哥卫国在黑龙江摔断了腿，没人管...”
信纸被邵明珍的泪水打湿。她躲在干校的厕所里无声痛哭，为丈夫，为孩子们，也为这个疯狂的世界。第二天劳动时，邵明珍故意让自己淋雨发烧。高烧四十度，干校不得不送她去县医院。在那里，她偷偷给一个老战友写了信，恳求他帮忙寻找孩子们的下落。这位老战友冒险相助，几个月后，邵明珍陆续收到一些消息：刘兰被接到北京治疗，病情好转；刘卫民确实去了缅甸，生死未卜；刘卫国的腿伤得到了简单处理；刘梅因为工作表现好，被调到了厂里的宣传科...只有刘卫东，杳无音信。邵明珍常常想起长子离家那天的眼神，那种痛苦与决绝交织的复杂神情。
九一三事件后，干校的管制稍微宽松了些。邵明珍获准给孩子们写信。她给每个孩子都写了长长的信，告诉他们要坚持，要相信未来，不要放弃希望。“你们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她在信中写道，“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党，也爱你们。总有一天，历史会还他清白。”邵明珍也终于被允许离开干校，但仍需接受群众监督。她选择回到省城，在街道小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刘梅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但性格变得内向沉默。母女重逢时，刘梅紧紧抱住母亲，哭得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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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好想爸爸...”女孩抽泣着说。少明珍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心如刀绞：“爸爸也想你...他最爱听你唱歌了...”那晚，刘梅轻声唱起了小时候父亲教她的《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