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副部长与卫生部苏副部长，两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也组建了一个和谐的家，虽然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最隹年龄期，但仍恩爱有加。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苏副部长竟然累倒在办公室，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又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经进入晚期。不到半年便撒手人寰，留下章副部长孑然一身。正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铁珍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在外交部的内部会议上，关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伊万也变得越来越沉默，常常深夜还在书房工作到很晚。“怎么了，亲爱的？”一天晚上，铁珍推开书房门，发现伊万正对着家人的照片发呆。
伊万勉强笑了笑：“没什么，只是...所里的气氛有些奇怪。有些同事开始疏远我。”铁珍走过去抱住丈夫：“别多想，这只是暂时的。”但她心里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第二天上班时，她注意到陈副部长的办公室门紧闭着，秘书说他请了病假。“铁珍同志，能谈谈吗？”章副部长突然出现在走廊尽头，脸色凝重。在章副部长的办公室里，铁珍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苏联政府决定撤回所有专家，包括...伊万同志。”铁珍感到一阵眩晕：“什么时候？”“下个月。”章副部长叹了口气，“我很抱歉...这是最高层的决定。”那天晚上，铁珍和伊万相对无言。两个孩子已经睡下，房间里安静得可怕。“我必须回去。”伊万终于开口，“这是命令。”
铁珍紧紧抓住丈夫的手：“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还这么小...”“他们是中国公民，应该留在这里。”伊万的声音哽咽了，“但你...你可以跟我一起走。”铁珍摇摇头：“我不能。我的工作在这里，我的祖国在这里。”她顿了顿，“而且，章副部长说过，国家建设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伊万痛苦地闭上眼睛：“我明白。”1960年夏天，伊万和其他苏联专家一起登上了回国的列车。站台上，铁珍抱着两个孩子，泪水无声地滑落。不远处，陈副部长也在送别他的妻子柳德米拉和两个孩子。他们的眼神相遇，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痛苦和理解。“保重。”陈副部长用俄语对妻子说。柳德米拉哭着点头：“你也是，我亲爱的。”列车缓缓启动，带走了两个家庭的另一半。铁珍感到安娜在她怀里颤抖，谢尔盖则睁大眼睛看着远去的火车，似乎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日子异常艰难。铁珍既要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孩子，常常精疲力竭。更糟的是，单位里开始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说她“里通外国”。陈副部长的处境更糟，他被调到了一个闲职，几乎无事可做。
没过多久，另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爆发。铁珍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但她没想到会来得如此猛烈。“妈妈，为什么同学们说我是'狗崽子'？”一天晚上，安娜哭着问。铁珍心如刀绞，却不知如何回答。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铁珍！快开门！”是章副部长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慌。铁珍打开门，章副部长跌跌撞撞地进来，脸色惨白：“他们抓走了陈副部长！说他...说他在国外十几年，一定是外国特务！”铁珍倒吸一口冷气：“这太荒谬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章副部长颤抖着说，“红袖套到处抓人，你也要小心...你的出身...”铁珍苦笑：“地主家庭出身，留日学生，还嫁给了苏联人...我大概已经在名单上了。”果然，三天后，一群红袖套冲进了铁珍的家，把她拖出去批斗。他们给她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强迫她跪在碎玻璃上。“交代你的罪行！”一个年轻的红袖套厉声喝道。铁珍抬起头，脸上已经血迹斑斑：“我唯一的'罪行'就是爱我的祖国，并为她工作了一辈子。”“狡辩！”红袖套一脚踹在她背上。批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晚间结束时，铁珍被扔在家门口，奄奄一息。是安娜和谢尔盖把她拖进了屋里。“妈妈...你会死吗？”谢尔盖哭着问。铁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抱住孩子们：“不会...妈妈不会丢下你们...”
断断续续的群众大会，不知进行了多少次，持续了多久？忽然有一天传出噩耗，说有位姓陈的副部长在群众大会后死了。而更让铁珍心碎的是，章副部长也在同一天去世——说她住的房子年久失修，一场大雨后漏电，她被活活电死。“她是自杀的。”一个邻居悄悄告诉铁珍，不同的消息满天飞。“她听说陈副部长死了，就...就崩溃了。”铁珍闭上眼睛，泪水无声地流下。她知道章副部长与陈副部长都在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又一直在红军部队任职，共同经历过多少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的死去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群众大会依然在进行。他们从铁珍身上找不到什么，就把她关进牛棚，每天都要接受劳动改造。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两个孩子。每当她想要放弃时，就会想起他们无辜的眼神。“我必须活着...为了他们...”这是铁珍每天早晨醒来时对自己说的话。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