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数要从因式分解开始补，几何嘛，得把定理吃透。”李老师轻声说道，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充满了权威性。说完，他从床底拖出一个木箱子，箱子里整齐地码放着一些泛黄的课本，纸页间还夹着一些用烟盒纸写的笔记。“这些都是我以前用过的课本和笔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李老师微笑着对少丰说。少丰感激地接过这些珍贵的资料，他能感受到李老师对他的期望和关心。“1957年我考上了北师大，可惜没去成。”李老师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就像风吹过枯叶一般，带着些许的遗憾和无奈，“现在轮到你们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了自己的青春。”
从那以后，每个夜晚，少丰的窗户都会亮起一盏微弱的煤油灯。那盏灯的灯罩早已被熏得乌黑，仿佛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燃烧。为了节省珍贵的煤油，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将灯芯挑得半明半暗，让那微弱的光芒在黑暗中艰难地挣扎。这盏煤油灯，是少丰用自己辛苦挣来的工分，从供销社换来的。它不仅是照亮黑夜的工具，更像是少丰心中的希望之火，燃烧着他对知识的渴望。
田亩账本，这本原本记录着农田信息的本子，如今却成了少丰的草稿纸。在账本的边角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公式和计算。有时候，他会沉浸在这些数字和符号的世界里，不知不觉地，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时，少丰才会从专注中回过神来。他匆匆灌下一口凉水，啃上一口冷馍，然后扛起锄头，迈着疲惫的步伐走向田间。
知青们常常嘲笑少丰像个疯子一样，整天埋头于书本和计算中。老支书却默默地关注着这个年轻人。他看到了少丰眼中的光芒，那是对知识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憧憬。老支书悄悄地让人多给少丰分了半袋磷肥，希望这一点点的支持，能够让少丰心中的光永不熄灭。
在少丰的学习道路上，最难的无疑是英语。他在高中时只学过短短两个月的英语单词，面对招生简章上的“英语可选”这几个字，他感到无从下手。幸运的是，李老师翻出了一本油印的《英语900句》，并耐心地用俄语标注出每个单词的读音。李老师告诉少丰：“记住，英语的字母看起来像拼音，但它们的发音是不同的。”这句话，如同一盏明灯，为少丰照亮了学习英语的道路。
他紧紧地跟着老人，嘴唇微张，结结巴巴地念着：“G-g-good m-m-m……”每一个音节都像是被他的舌头绊住了一般，怎么也发不清楚。他越念越着急，最后气得直捶自己的脑袋，仿佛这样就能让那些拗口的英语单词变得顺口一些。可是，就在考试前一天，少丰突然发起了高烧。他躺在炕上，昏昏沉沉的，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迷雾之中。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梦见自己正在水田里插秧，那些秧苗却突然变成了数学公式，水底下还伸出无数双黑手，想要将他拽入水底。他惊恐万分，拼命挣扎，终于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浑身早已被冷汗湿透。
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李老师正坐在炕边，手里拿着一条蘸了凉水的毛巾，轻轻地擦拭着他的手。床头柜上的煤油灯结着灯花，微弱的火光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仿佛也在为他的病情担忧。“当年我要是有你这股劲……”李老师轻声说道，但话还没说完，就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皮盒。打开盒子，里面是老人攒了半年的粮票。“去公社卫生院换点退烧药，别硬扛着。”李老师把粮票递给少丰，眼中透露出一丝关切和心疼。”1977年12月10日，天还没亮，少丰就背着装了铅笔、橡皮的帆布包出发了。
霜花如银装素裹般铺满路面，他踩着冻硬如铁的田埂，呵出的白气在眼前如云雾般缭绕。考场设立在区中学，530 多名考生如沙丁鱼般挤满了操场，有头发花白的老三届，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大家都穿着洗得发白的衣裳，眼里却闪着如星辰般同样的光。少丰摸着口袋里的准考证，纸角被体温焐得温热，上面的“党少丰”三个字，仿佛是用刀刻进了骨头里。
语文考试时，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他握着笔，眼前如电影般浮现出无数个“难忘的一天”：第一次插秧时如笨拙的企鹅般摔进泥坑，外公临终前的叮嘱如黄钟大吕般在耳边回响，接到高考通知的那个傍晚如梦幻般美好，还有无数个在如豆般的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笔尖在纸上落下，写的却是去年的秋天，他在筑路队亲眼所见红江大桥贯通，桥面的拱石像火柴盒，江水在夕阳下泛着金光，讲话的筑路队长说：“桥是人造的，路也是人走出来的。”
数学考试遇到了难题，一道立体几何题让他卡了壳。他盯着图上的辅助线，突然想起李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的模型，那些凹凸的纹路竟与图纸重叠。汗水浸透了衬衫，他深吸口气，在草稿纸上重新画图，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翻晒红苕的午后，阳光晒得人发晕，却清楚记得每个公式的推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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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考试结束后，等待结果的日子犹如被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