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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儿子问她：“娘，为什么你从来不说以前的事啊？”
赵浅予摸了摸儿子的头，指着院子里开得正艳的牡丹，轻声说：“以前的事，就像院子里枯萎的草，拔了就没了，不用再提。现在有你和爹，娘过得很开心。”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扑进她怀里，喊着“娘最好了”。阳光洒在母子俩身上，暖得让人心里发甜，那些在驸马府受的苦，像是被这阳光晒化了，再也找不到痕迹。
而苏轼，自那以后，再也没因为“志趣相投”就忽略人的人品。他在朝中做官，依旧敢直言进谏，却会先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再发表意见；交朋友，也会先看对方的人品，再谈才情。
元佑四年，汴京举办文人画展，有人把王诜早年的画也挂了上去，还特意标注了“苏轼题诗之作”。来看展的人很多，有人站在画前，夸赞王诜的画技，也有人提起王诜家暴公主的事，议论纷纷。
苏轼也去了画展，刚走到王诜的画前，就听见有人说：“苏大人，您看这画，当初您题的诗多好啊，可惜王驸马人品不行，不然真是难得的才子。”
苏轼停下脚步，看着画，又看了看旁边自己当年题的诗，沉默了片刻，对周围的人说：“这幅画的笔墨确实不错，可画的主人，人品卑劣，家暴公主，出轨小妾，这样的人，就算有再多才情，也不配被夸赞。当年我年轻糊涂，只看重才情，忽略了人品，为这幅画题诗，是我的过错。今日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说一句，做人，先有人品，再有才情，人品不行，再高的才情，也一文不值。”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没人想到苏轼会主动提起这件事，还承认自己的过错。过了一会儿，有人带头鼓掌，说：“苏大人说得对！人品才是最重要的！”“苏大人敢承认自己的过错，真是难得！”
苏轼没再多说，转身离开了画展。他知道，承认过错不能改变过去，不能弥补对赵浅予的亏欠，但至少能让更多人明白，人品比才情重要，别再犯跟他一样的错。
后来，有人把苏轼在画展上说的话传了出去，还传到了皇宫里。赵浅予听说后，正在给儿子缝衣服，手里的针线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缝，嘴角却悄悄向上扬了扬——她不用苏轼道歉，也不用苏轼弥补，只要他能明白自己的过错，能让更多人知道人品的重要性，就够了。
元佑六年，赵浅予的丈夫被调去杭州做官，她带着儿子一起去了杭州。杭州的风景很美，西湖边的柳树依依，荷花映日，她经常带着儿子去西湖边散步，看着儿子在湖边追蝴蝶，看着丈夫在一旁笑，心里满是安稳。
有一次，她在西湖边的茶馆里，偶然听到说书人在说苏轼的故事，说苏轼如何直言进谏，如何为民做主，还说苏轼曾经因为错信人，帮着恶人说话，后来主动承认过错，告诫后人要重人品。
说书人说得绘声绘色，台下的百姓听得入迷，有人说苏轼是个好官，有人说苏轼是个真人，敢做敢当，敢承认过错。
赵浅予坐在角落里，喝着茶，听着说书人的话，看着窗外的西湖，心里很平静。那些不好的过去，那些痛苦的回忆，都已经随着时间慢慢淡去，现在的她，有疼她的丈夫，有可爱的儿子，有安稳的生活，这就够了。
而王诜，除了偶尔被人提起他的画，更多的时候，是被人当成“家暴出轨”的反面例子。有人教育儿子，会说“别学王诜，人品卑劣，就算有才华，也落得个病死异乡的下场”；有人给女儿选婿，会说“就算对方再有钱有才华，人品不好也不能嫁，不然会像赵公主当初一样受苦”。
他的画，虽然依旧被人称赞画技高超，却再也没人像苏轼当年那样，把他这个人夸上天。他的名字，也成了大宋历史上，“有才无德”的代名词，每当后人提起他，都会先想到他家暴公主、出轨小妾的恶行，再想到他的才情，最后摇着头说一句“可惜了这才华，却没长人品”。
苏轼晚年被贬到惠州，后来又被贬到儋州，生活过得很清贫，却依旧乐观。他在儋州的时候，教当地的百姓读书写字，帮他们改良农作物，深受百姓爱戴。有一次，当地的书生问他，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
苏轼坐在院子里的老榕树下，看着远处的大海，说：“交朋友，先看人品，再看才情。人品好的人，就算才情不高，也能跟你真心相待；人品不好的人，就算才情再高，也可能在你危难的时候，弃你而去，甚至害你。当年我就是因为只看重才情，忽略了人品，错信了王诜，不仅帮着他欺负了好人，自己也吃了亏。你们要记住，才情是锦上添花，人品才是立身之本。”
书生们点了点头，把苏轼的话记在了心里，后来他们交朋友、做人，都以“人品为先”，大多都成了正直的人。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在常州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百姓们都很伤心，自发地为他送行，有人哭着说“苏大人走了，我们少了一个好官”，有人说“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