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陵提婆王对大唐的纸张早有向往。当年李承乾西行时，曾赠予他一卷《金刚经》，宣纸的细腻与柔韧让他惊叹不已——比起厚重易损的贝叶经，唐纸不仅便于携带，更能书写细密的文字、绘制繁复的曼陀罗图案。登基后，他在给李承乾的奏折中直言：“天竺典籍皆刻于贝叶，然贝叶沉重，难以远传，且保存不易。恳请陛下派遣工匠，传造纸之术，使梵典能如唐卷般流芳百世。”
李承乾阅后当即应允，从江南挑选三名经验丰富的造纸工匠——擅长楮皮纸的张诚、精通麻纸的李墨、专司染色纸的王染，命他们携带楮树种子、竹帘模具与染色秘方，随使团赴天竺州。临行前，李承乾特意嘱咐：“传艺之时，需耐心教导，不仅要让他们学会造纸，更要明白‘纸载文明’的道理。”
工匠们抵达曲女城后，那陵提婆王将恒河岸边的一片空地划拨给他们，不仅提供楮树、构树等原料，还从各州挑选聪慧的工匠前来学习。张诚等人从“采皮”“浸泡”“蒸煮”等基础工序教起，手把手地演示如何将粗糙的树皮捣成细腻的纸浆，如何用竹帘捞出厚薄均匀的纸页。天竺工匠起初不得要领，捞出的纸页要么厚薄不均，要么容易断裂，张诚便让他们反复练习，还编了口诀：“楮皮泡透要三旬，石灰蒸煮去杂尘，捣浆需得千次杵，竹帘轻荡见匀匀。”
三个月后，第一批楮皮纸在天竺州制成。当那陵提婆王抚摸着那张薄如蝉翼、白如霜雪的纸张时，不禁惊叹：“这般好物，竟比贝叶轻便百倍！”他当即命人取来梵文典籍，让僧侣们试着抄写——唐纸吸墨性好，笔尖在纸上流淌自如，连最细密的曼陀罗经文都能清晰呈现，而一张纸的容量，竟抵得上五片贝叶。
造纸坊的规模很快扩大，张诚等人又传授了麻纸的制作技艺——用破旧麻布为原料，造出的纸张坚韧耐用，适合抄写佛经；王染则教会他们用郁金香、苏木等植物染色，制成黄、红、蓝等彩色纸张，供贵族书写信件、绘制佛画。不到半年，曲女城的造纸坊便日产纸张千张，不仅供应本地，还通过丝路运往波斯、大食等地。
最显着的变化发生在寺院。以往，天竺僧侣携带贝叶经云游，往往需要几头大象驮运，如今换成唐纸抄本，一函经书便能装下数十卷，背在肩上便可远行。菩提伽耶的长老用唐纸抄写《金刚经》，发现纸面光滑，便于绘制经变画，便组织僧侣们将寺中珍藏的贝叶经全部转抄到唐纸上，还特意在每卷经书的末尾注明：“大唐贞观某年，用纸重抄于菩提伽耶，愿法脉随唐纸永传。”
那陵提婆王见造纸术大获成功，下旨将唐纸定为官方文书用纸：“凡州衙公文、户籍账册、科举考卷，皆用楮皮纸书写，以显庄重。”他还效仿大唐，在曲女城设立“抄书坊”，雇佣书生将梵文经典抄录于唐纸，送往长安国子监，换回《诗经》《尚书》等汉文典籍。国子监将这些梵文经卷妥善收藏，与汉文经典并排陈列，形成“汉梵双书，同库共藏”的奇观。
长安的文人也对天竺传来的唐纸赞不绝口。虞世南用天竺产的黄色麻纸书写《孔子庙堂碑》，觉得纸张吸墨适中，笔锋尽显；欧阳询见天竺抄本上的梵文与汉文批注并行不悖，便提议在国子监开设“梵文班”，让学子们学习梵文，以便研读这些经卷。李承乾对此大力支持，还命人将《大衍历》《千金方》等典籍用唐纸抄录，赠予天竺州，作为文化交流的礼物。
这年深秋，张诚等人返回长安，带回了天竺工匠制作的“梵纹纸”——纸上用模子压出莲花、菩提叶等图案，既美观又实用。李承乾见后，命将这种工艺在江南推广，很快，长安的市场上便出现了印着唐梵纹样的信纸，富家子弟争相购买，用来书写情书，觉得“一纸载双纹，寓意两心同”。
那陵提婆王在给李承乾的岁贡中，特意献上百卷用唐纸抄写的《阿闼婆吠陀》，每卷的封面都用云锦装帧，还贴着一张小笺，用汉文写着：“此纸生于天竺，载梵典而归大唐，恰如两国文脉，往复不绝。”李承乾将这些经卷转赐大慈恩寺，玄奘法师（虚构延续）读后赞叹：“唐纸入天竺，不仅传去一技，更传去‘以纸载道’的智慧。”
曲女城的造纸坊前，如今已栽满了从大唐移植的楮树。每到春天，楮叶嫩绿，造纸工匠们在树下捶打纸浆，歌声与捶打声交织，远听竟有几分江南水乡的韵味。有老工匠对弟子说：“当年大唐师傅教我们造纸时说，纸是‘草木之精，载文以传’。如今看来，这纸不仅载着经文，更载着唐竺百姓的心啊。”
这日，李承乾在御书房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