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或参贪墨，或弹劾冒领军功。两相配合了，不日便判下了一个查没家产，子嗣充军。
这栽赃陷害泼脏水的，武将们还不造反？至少也的喊个冤吧？
喊冤？你想多了，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别连累你们家的三族。
这还能连累三族？
那你就折辩去吧。
敢上诉？那帮文官也会搜罗了证据，相互配合了判你一个谋反之罪。
那会别说是三族，家里的蚂蚁、蟑螂都给你浇上开水，鸡蛋都给你晃散黄喽。
上诉之前，你可先得想好了。
怎会如此？倒是拜了先有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所赐。后面再来一个雍熙北伐失利，涿州诸将谋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为帝的教训。
人皇帝亲自带队，在前面正在为国家开疆扩土呢，你们照着人屁股，就来一个后门别棍？
不先整死你整死谁？
如是，宋代历代官家对这行伍的出身、兵家翘楚防得如同贼人一般也。
且将那“崇文抑武”作祖训，而后来人继续将其发扬光大。
不过这事也不能怪赵匡胤，毕竟当时刚刚经历过“唐末五代十国”。
在这近七十年中，那“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且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常事。
不压制了武将的骄纵？分分钟造反给你看！
于是乎，到了北宋，文人士大夫组成的朝廷，便又设三衙、三帅细分了军权，派兵、遣将亦是有不同的衙门负责。
以至于，整个国家的军队指挥体系混乱，将不识帅，兵不识将。
这还不算完，即便是临兵阵，两国交恶互怼拍砖之时，武人仍不得为帅。挂帅的一般都是文官。
但是，朝廷的这种行为得到皇帝的认可了吗？
那是不可能地！
要是皇帝真的信得过这帮文官，也不会派下身边的内侍，领了监军的差遣作为一个制约，约束那帮文官滥用职权。
说白了吧，压根就主打一个谁也不信谁。
按你这么说，历史上都众口一词说那童贯坏，立宪无能，监宦误国是怎么个事？
历史？你看看童贯、立宪他俩哪个会写字？
能写字会写字都是些个文官！而且，历史上能留下字的，也就是那帮文官了。
你信他？
唐，刘知几《史通·暗惑》有言：“盖语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说害正，虚词损实，小人以为信尔,君子知其不然’又语曰：‘尽信书不如无书’”
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有言：“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又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之言。
意思就是，无论干了什么样的好事，落在这帮无耻的文人笔下，也不会给你写下什么好东西。
即便是现在，这帮人还在这样干。
是为兵祸天灾成不及书蠹。
因为这货吃文毁书，尽做些个断章取义，咬文嚼字之能事。
你倒是想信了书，也架不住这帮赖子给你一通的胡写乱改！
即便在宋，武人这样极端的环境下，兵变也是一个此起彼伏。
此为武人地位低下，兵、将、帅脱离管理所致。
将帅都不能不管了，这带兵训练之责便落在了那带军的校尉身上。
这带军校尉官职虽小且身份低位，但却积年的带兵。
平日带兵训练且执掌兵士刑罚专事。实际掌握了生杀与夺的大权，实乃军中骨干也。
于是乎，底层做大的校尉，便是那将帅不敢小觑。
这也就是如那身份贵为亲王的吴王，也和那李蔚称兄道弟，行嬉笑怒骂之事。
如这银川砦。
带军校尉便是那曹柯。
于这军中威望，倒是比那抚远皇城使谢延亭这个将军且是大上个许多。
若是那将帅无德，这校尉也敢阵前号令全军不尊将令！
因此，有宋，倒是无那“将帅造反之忧”，然，下层军官带领的“兵变”且是个多如牛毛。
单就在仁宗庆历年间，就发生了多达十五起的兵变。那叫一个热热闹闹，彼此起伏。
不过，在宋，兵变一般都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
这与军队中带兵校尉所能带之兵左不过三营之数有关，即便起事倒也翻不起甚大浪来。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带兵之人选且也不敢有所含糊，一支军队能不能打，倒是全看这带军的校尉了，而且，这校尉于军中威望，也是一个不可取代的。
宋粲积年的行伍，亦是深知其中道理。
便一把合上那名册，捏在手里，沉声叫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