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当中逐渐的适应性改变。
所谓的“真儒”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然后做的事情，却都是奔着谋私利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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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看到这个局面肯定也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因为他没有从心入手，他是从头脑入手，而忽略了人的本性。
所以，这两派之间的竞争是宋、明阶段的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政治史中，宋朝最不幸的是被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的袭扰和侵略。
这种状况从开国时的契丹大辽、党项西夏，一直到金国乃至后来的大漠蒙古。
这就让宋朝在政治上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究竟是富国强兵保境安民？还是不与民夺利，保持人民生活的富足，去安居乐业？
于是乎，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两派——元丰和元佑。
然，作为帝王，也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怎么去看待历史传承的儒家精神？
怎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怎么去实现文人政治的理想？
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真儒”这个“道德自觉的主体”无论臣子和君王都做不到。
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徽宗亲政。
于是乎，便出现了很诡异的局面。
君臣关系之间，就派生出另外的一股势力——宦官集团。
比如早期的蔡京和童贯。
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的遗留到了明朝，而且在明朝愈演愈烈。
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文人政治在宋明两朝如此这般？
明朝且无本书无关，在下姑且壮了胆子说这宋。
第一， 文官权力过大，且知兵者甚少，科举选仕且以诗赋词章。
如此倒是一个婉约，但这样选出来的官员，也只能沉迷于死记硬背的书经字句，而没什么实践能力。
但是，总不能打仗的时候让那些文臣做些诗词歌赋。凭借文字间那优美的意境，精湛的文写造诣就着纯正的洛阳书音去感化那帮蛮夷退兵？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况且，既然你都说他们是蛮夷了，就不能再天真的认为他们能听懂你的语言。
国家间，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就是一个字“疼”。
外交部再能侃，再能出口成章，说出个花来，也不济身后强大的军队一个字“整”！
这百无一用“诗赋词章”骗一下没见过世面的小娇娘，忽悠一下文青皇帝还成，让那帮文臣能形成大局观或是成为“真儒”？
我觉得，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能做到知法不犯法就已然不错了。
关键是这帮文人还一个个谁都不服谁，谁看谁都不顺眼。
这原因么？有三，这“文人相轻”且算是一条吧。
其二便是这“自命清高”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
然，这“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之言，且不是让你高高在上，只为彰显你的脱凡超俗的。然，可悲的是，这圣人言，往往成为这些个文人一个极具个性的标志。
于是乎，这帮不务正业的大臣们整天的斗来斗去的不得一个消停。
其三，便是这科举选官。
考生为仕而试。
于是乎，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
而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就成了一个幌子，常挂在嘴边，却再无人深究也。
是为“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尽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
这样选出来的官，你去指望他们 “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倒是能让你想瞎了心去。
北宋朝廷也曾想去改变这种情况，介甫先生的熙宁变革确实是做了不少有用的改进。
《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有载：“庚申，复《春秋三传》明经取士。王安石初欲释《春秋》以行世，而孙觉经解已出，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至目为“断烂朝报”，故贡举不以取士。杨绘尝言当复，安石不许，至是帝特命复之。”
这里说的是：王安石要废除“诗赋词章”《春秋三传》取士的旧制，且在文官取士中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射礼”科目，设立武学“掌以弓马武艺训诱学者”。进而使其知法、知兵。
然，也是事与愿违。因为这两项基本上都不能实施。
一则这“崇文抑武”祖制不可违。
让文人习武？倒是百年形成的鄙视链，一时间难以消除。至少，在这自命清高的文人心中，是打心里都难以接受的。
二则，这样改动选官的规则基本是抄了北宋整个士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