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忠十七岁时，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质子的身份中解脱出来，如同挣脱了束缚的雄鹰，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他被安排前往邢台节度使府担任令史，然而，这仅仅是个品级不高的文书小官，负责一些琐碎的文案工作。对于胸怀大志的刘秉忠来说，这样的职位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落差。他满心抱负，渴望在乱世中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眼前的现实却让他感到极度的不满意。他时常郁郁不乐，望着窗外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无奈与迷茫。他时常感叹：“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甘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这句话，如同一声呐喊，道出了他内心的不甘与挣扎。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纷争，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
在武安山的宁静生活中，刘秉忠凭借着自己的才华与声望，很快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武安山的清幽与宁静，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创作环境。他在这里潜心读书，钻研学问，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由于他既会写诗又会写文章，且在山中隐居期间勤奋创作，其文学才华在武安山广为流传，如同一颗璀璨的新星，迅速在当地升起，因此在当地很有才华名气。他的诗词，既有儒家的温润如玉，又有道家的超然物外，还蕴含着佛家的慈悲与智慧，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与推崇。
当时，那位声名远扬的高僧虚照禅师听闻了刘秉忠的事迹，对他深深吸引。虚照禅师是一位在佛教界有着极高声望的高僧，他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寻找有慧根的弟子传承佛法。当他听说武安山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隐士时，便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隐居在武安山的刘秉忠。两人相见恨晚，虚照禅师在与刘秉忠一番深入交谈后，被他的聪慧与悟性深深折服。他深感此子慧根不凡，是佛法传承的绝佳人选，便强烈要求收他为弟子。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儒家、释家、道家三家学说竞相发展，都在积极寻找自己的继承人，意图在这乱世之中传承与发扬自家的思想。儒家，凭借着官宦世家对传统学问的坚守与传承，使得官宦家族基本上还遵循着儒学理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试图在动荡中恢复社会秩序。佛教，趁着乱世的局势趁势发展，在苦难的百姓中寻找精神寄托与慰藉，传播着慈悲与解脱的教义。无数百姓在战火与苦难中失去了家园，佛教的慈悲与救赎为他们提供了心灵的慰藉。道教也不甘寂寞，北方道教自王重阳去世后，全真教全面开花，积极开展宣传。全真教的教义简洁明了，修行方式灵活多样，对普通百姓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它强调“性命双修”，既注重内心的修炼，又不脱离世俗生活，因此在民间迅速传播。“全真教竟然发展到了分成七门派的程度，甚至还加上了一个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派，可见其发展之迅猛。”这些门派各具特色，吸引了众多信徒。
不过，总体而言，北方多数地区盛行藏传佛教，其神秘的仪式和独特的教义吸引了很多人。中原（河南）地方则以少林寺为首的禅教为主。禅教因慧能法师悟道后，形成了一派被称为狂禅的独特流派，其强调人守其本性，其余皆可不谈，追求一种极致的精神自由与纯粹。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解脱方式。
而且，不得不说，中国佛教自成一体系，虽已与外面传过来的佛教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明面上活动，实则包藏祸心，迟早有着干政的野心。到了清朝，藏传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更为显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的统治政策。然而，中国的统治者并非愚昧无知之辈，他们深知不能因为所谓的信仰而放弃自我掌控国家的权力。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始终是既利用又警惕，既要借助宗教的力量稳定社会，又要防止宗教势力过度膨胀，威胁到国家的统治。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离本意的现象，甚至在后来的部分流派中成为蛊惑人心的工具。他们表面上宣扬慈悲为怀，实则内部问题丛生。实际上，佛家诸多流派，真正有深度且有实用价值的教义并不多，大多是故弄玄虚，不问世事而又闭门不学其他知识，又能有多少真正能经得起推敲的道理呢！
刘秉忠当时无所事事，面对虚照禅师的盛情邀请，便答应了下来。于是，刘秉忠成为了和尚，法号子聪。他剃度出家，开始了他的修行之路。后来，他在云游过程中，留居在了云中的南堂寺。在这里，他继续深入研习佛法，同时也广泛涉猎其他学说，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他的人生，仿佛在这一刻又开启了新的篇章，而这段修行经历，也为他日后辅佐忽必烈，参与元朝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禅师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诏前往和林。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旅程，海云禅师肩负着传播佛法、交流思想的重任。当他路过云中时，听闻了刘秉忠博学多才的消息。刘秉忠的名声早已在云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