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捏起一块，趁没人注意，飞快地塞到我手里，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赧：“饿了吧？早上就没见你吃多少。”
我接过还带着她体温的绿豆糕，心里微微一暖。
出发前夜，微尘师叔特意把我们叫去，没再多嘱咐任务，反而说了些“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外务虽艰，内宅需宁”之类的话，弄得宋璐脸红了好一阵。
此刻在这喧闹颠簸的车厢里，这份悄悄的关心，比任何灵丹妙药都更能抚慰人心。
“还好。”我低声回应，将绿豆糕掰开，递回一半给她，“你也吃。这边海拔已经开始升高了，慢慢适应，别着急。”
她接过，小口小口地吃着，眼睛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越来越荒凉的景色，远处已经能看到雪山巍峨的轮廓，在湛蓝的天幕下闪烁着圣洁而冰冷的光。
“长生，”她忽然轻声问，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忧，“那条‘逆脉’…真的会经过圣山脚下吗？他们怎么敢…”
我理解她的担忧。藏地信仰虔诚，神山圣湖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若九菊的魔爪真的伸向这里，不仅是地脉层面的破坏，更是对信仰的极致亵渎，其引发的混乱和后果难以预料。
“他们追求的，正是颠覆和毁灭。越神圣，越纯净，或许在他们看来，污染起来才越有价值。”我声音低沉，“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火车在一个小站临时停车。月台上挤满了上下车的藏族同胞，穿着色彩鲜艳的藏袍，提着酥油桶和包裹。吆喝声、藏语交谈声、火车汽笛声混成一片。
宋璐好奇地看着窗外的一切，下意识地握紧了随身挎包，那里面除了她的符纸朱砂，还有一本快被翻烂的、关于藏地民俗和宗教传说的笔记。
这是她出发前从基地档案室能找到的最有用的资料了。
几天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距离目标区域最近的县城。
说是县城，更像一个稍大些的镇子。低矮的土坯房和砖房混杂，街道上尘土飞扬，偶尔有拖拉机突突驶过。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酥油茶和牛粪混合的味道。
按照介绍信，我们找到了县里的地质勘探队办事处，那是一个只有两间平房的小院子。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王的队长，四十多岁，脸膛黑红，说着带有浓重口音的汉语，非常热情。
“哎呀，部里来的同志！欢迎欢迎！你们要去的那个点啊，偏得很嘞！”
王队长看着介绍信，搓着手，“最近是有怪事哩，好几个老乡说晚上看到天上冒绿光，还有放羊的娃子说听到地下有闷响。我们都记下来报到上面去了。”
他给我们安排了队里的招待所，一间只有两张硬板床和一张破桌子的屋子，又张罗着给我们弄来两碗热乎乎的糌粑和酥油茶。
“进山的路不好走，我明天给你们找个向导，再借两匹马。你们要去的那个山口，老牧民才认得路。”王队长很是周到。
晚上，招待所里灯光昏暗。宋璐就着昏黄的灯泡，仔细研究着地图和那份异常报告。我则盘膝坐在床上，尝试静坐调息，感受着这片土地的地气。
这里的地气确实磅礴，如同沉睡的巨兽，带着一种古老、苍茫、不容亵渎的威严。
但在这磅礴之下，隐约能察觉到一丝极其微弱的、不和谐的凝滞感，如同流畅乐章中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错音。
那感觉与秦岭深处的那条“裂隙”同源，却微弱了千百倍，仿佛只是一缕逸散出来的气息。
“有发现吗？”宋璐小声问，递过来一杯热水。
我睁开眼，接过水杯：“有一点，很微弱。看来报告不是空穴来风。明天进山要格外小心。”
她点点头，从包里拿出几张她新画的“静心符”和“辟邪符”，仔细地折好，塞进我贴身的口袋里。“这里感觉和南方很不一样，连‘气’都好像更重更冷。”她轻声说着，作为符箓好手，她对环境的气场变化比我更敏感。
“一方水土一方人，地气也不同。藏地神秘，很多现象难以用内地的理论解释。我们多看多听，谨慎行事。”我叮嘱道。
第二天一早，王队长找来的向导到了——一位名叫扎西的藏族老牧民，年纪约莫六十，脸庞刻满了风霜的痕迹，眼神却异常明亮锐利。他穿着传统的藏袍，牵着一匹驮物资的矮脚马。
扎西大叔汉语不算流利，但沟通基本没问题。听说我们要去那个叫“嘎拉姆”的山口，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凝重，用生硬的汉语夹杂着藏语说：“那个地方…天神不高兴…最近，更不好了…”
我们心中一动，立刻追问。
扎西大叔比划着说，最近晚上，嘎拉姆山口方向有时会看到不正常的“光”，而且家里的牛羊最近都有些焦躁不安，不愿意往那个方向去吃草。他还提到，前几天有个外来的“摄影师”，在那边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