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役意义重大，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湖南防线关键节点——常德城，被西军一举攻破，湖南腹地诸州府，就此向西军洞开。
陈玉成攻陷常德后，派出快马向萧云骧报捷，同时军队休整和进行物资补充。
他调遣此战伤亡较少的十一、十二师各一个旅，清剿常德府境内的清廷残兵、土匪和流寇，协助西王府内政人员，建立地方政权。
第四军自去年起，就征战不断，连过年都在川鄂古道的行军途中度过。
所以，除剿匪部队外，其他队伍得以在常德城好好休整一番。
十几天后，萧云骧的命令传到陈玉成手中，要求第四军休整完毕后，进攻洞庭湖南面的益阳，继续歼灭湘军的有生力量。
此时的长沙城中，曾国藩收到常德城破、李续宾和朱品隆自尽的消息，如遭闷棍，整日懊丧地枯坐书房，苦思破局之策。
这段时间，长沙外围的西军不仅未强攻长沙城，甚至连试探性攻击都未发起。
他们专注于构筑和加固五里牌、阿弥岭阵地，以及北面的浏阳河防线。
水师封锁湘江后，也未用重炮轰城，还分兵向湘江上游进发。
因此，长沙城南面畅通无阻，常有来自湘南和两广地区的人员物资进入。
到了1855年6月初，一支八千人的队伍，从广西赶来支援，为首将领叫伍绍宗。
伍绍宗，字克难，时年五十岁，职务为署理广西提督。
他出身广东十三行中，买办伍氏族裔旁支，幼年目睹天地会暴动，家业被毁，父母兄弟横死。
幸得叔父收养，从此对天地会等底层百姓组织，恨之入骨。
1830年，伍绍宗加入广西绿营军。在镇压李沅发暴动中，他以残忍杀戮崭露头角。
太平天国起事前，他在广东围剿“红兵”（天地会分支），因表现英勇一路擢升。
1852年率部转入广西，彼时太平军主力已转出。导致这厮连战连捷，故而对太平军颇为藐视。
他视杀戮为“净化乱民”，自诩“南疆铁扫帚”，实施“以血洗血”“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等残酷政策。
对太平军俘虏常施以“剐刑”示众，对太平军活动区域实行“三光政策”，凭此获得大量军功，升至署理广西提督之位。
此次入湘，他率领八千人，装备三千支从英国采购的“印度型褐贝丝”燧发枪，其余是清廷自制的燧发枪、火绳枪以及大刀长矛等冷兵器。
其部有两千人是收编的天地会和太平军叛徒，号称“敢死营”。
平时，“敢死营”成员做苦力，承担运输粮草、构筑营寨等重活；战时率先冲锋，杀贼一人便可脱离“敢死营”，进入正常士卒行列。
伍绍宗率部抵达长沙城，见五六万湘军，被两万余西军堵在城内不敢出战，不禁连连摇头，满脸不以为然。
这一日，在长沙城中，湖南巡抚衙门议事厅内，一场关乎战局的军议正在进行。
议事厅位于巡抚衙门内堂，周围树木葱茏，夏日的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
厅内正中摆着一张巨大的檀木桌案，上面整齐堆放着文书和地图，两旁是精美的雕花座椅。
厅内气氛压抑沉闷，只有窗外蝉鸣，增添烦闷。
坐在桌案主位的曾国藩眉头紧锁，神情郁郁，难掩愁容。
伍绍宗身材矮壮如铁墩，面部带刀疤，身着清廷赏赐的黄马褂，腰悬鲨鱼皮鞘腰刀，大剌剌坐在曾国藩左手边第一位。
神色得意，对曾国藩的这番安排很是满意。
曾国荃、鲍超、周凤山、萧启江、刘蓉、郭嵩焘等将领、幕僚坐在两侧下手位，皆沉默不语。
听得曾国藩又是长叹一声，伍绍宗问道：“曾大人，为何不击破城外的萧贼？听闻他们只有两万余人。”
曾国藩以手扶面，满脸惭愧：“不瞒伍军门，我湘军匆忙扩充，士卒训练不足，军械简陋，有些士卒仅有一杆长矛。”
“前番刚被西贼打得大败，连我胞弟曾国荃都受伤了，此时哪敢出城与西贼野战。”
伍绍宗扫视下手位的曾国荃、鲍超、周凤山、萧启江等湘军将领，见曾国荃涨红了脸，紧握拳头避开他的目光；
鲍超怒目圆睁，与他对视；周凤山、萧启江等人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他觉得这些人不服气的模样十分可笑，战阵之上，胜负才是评判标准，心中不服又有何用。
于是他回头，对神情沮丧的曾国藩说道：“大人也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属下常与长毛交手，从未一败！”
曾国藩看着伍绍宗，眼中闪过光亮，但随即犹豫起来，提醒道：“伍军门，西贼虽出身长毛，但似乎比长毛更为善战，万不可轻敌。”
伍绍宗嘿嘿一笑，虽不反驳，但满脸的不以为然，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