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将军沈不害、散骑常侍郎王元规；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隋朝有散骑常侍房晖远、礼部尚书辛彦之。他们所注的书，有的是见解不同，各有所取；有的是师徒传承，同出一源而分支不同。其中也有注重典章制度，不讲究义理的；也有注重义理，不讲究典章制度的。在我看来，典章制度原本从义理产生，义理也通过典章制度体现，两者原本是相互依存的。他们各执一端，难免见解有所偏颇。

    “近来广为流传的注本，只有三家：其一，是大司农郑康成；其二，是露门博士熊安生；其三，是散骑侍郎皇侃。但熊氏常常违背《礼》的本经，过多引用其他的说法，就像往南走却朝北行，马跑得虽快，却离目的地越来越远；皇氏虽然章句详细准确，但稍微有些繁杂冗长，而且既尊崇郑氏的学说，却又时常违背郑义，这就如同水落不归本源，狐狸死后头不朝着巢穴的方向：这是两家的弊病。只有郑玄的注本内容丰富，考证精确详尽，几百年来，研究《礼》的人钻研不尽，自古以来注释《礼》的善本，大概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我冒昧地发表这些看法，还请姐姐指教。”

    亭亭听了，不禁连连点头说：“如此深刻的见解，才看得出读书人自有独特的见识。真是家学渊源，我甘拜下风。”说完，她亲自倒了两杯茶，端了上来。二人喝完茶，闺臣暗自想道：“她的学问，如果用平常的经书去考她，恐怕难不倒她。好在她远在外国，我们天朝历朝历代的历史，她或许不太留意，就算知道一些，其中的年代也十分繁杂。何不用历史来考考她呢？”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