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可除徐州四相，暗通吕布之祸。

    且曹孟德上层罪证，亦有取舍。涉及前朝传位旧事，一概不提。淮泗诸国往来，则事无巨细，大书特书。

    其用意，不言自喻。

    奈何铁证如山。尤其往来国书，皆有玺印，无从狡辩。书报甄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正如“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出界罪”等。

    削诸侯、抑豪强、夺相权。汉廷多措并举，乃为最大程度，限制宗室王权。行中央集权。

    涉及汉室大位。便是少年天子，亦不敢掉以轻心。

    恰逢朔望大朝，百官列席。

    董侯遂命御史中丞荀彧，将侍御史上疏，当殿诵读。稍后，将淮泗诸王暗行不轨之罪证，公之于众。

    可想而知。必引口诛笔伐，群起而攻。

    义愤填膺，乃至声泪俱下，比比皆是。

    见时机已到。董侯居高下问：“太师，以为如何？”

    “回禀陛下。”王太师持芴奏对：“淮泗诸王，犯『左官附益阿党之法』。皆有实证，宜交有司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