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父爱如山体滑坡。
这也就算了，反正王黄淼淼不在，常山公主回大唐也不方便，封地她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也没法打理，拿走就拿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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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王黄淼淼回来了，她能用上了，李世民不是得老老实实给她还回来。
可李世民不光想要常山公主的地，还想刷常山公主的卡。
他一直觉得小囊菌作为二道贩子，差价赚得太狠，拿他当冤大头。
上次让小囊菌帮忙代购越野车，一辆价值四十万的坦克肆百，小囊菌硬是报价四十斤黄金。
贞观年间的黄金购买力一克能买大约400斤大米，跟现代黄金市价相若。
唐代一斤近似于六百克。
这样换算下来，就相当于他花了一千九百万，买了一个四十万的东西。
兕子她们在现代，看似是花小囊菌的钱，哪样他没给报销了？
上次他给了小囊菌一块价值千万的顶级和田玉。到长孙皇后的账户上就五十万。
那顶级美玉，在大唐也是奇珍异宝，也值老鼻子钱了。
每每想到这儿，李世民都会感到深深地肉痛。
可别跟李世民说什么小囊菌能帮李世民薅世家的羊毛搞基建。
古往今来，政商都是分离，从政不从商，从商不从政，为的是防止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对市场造成破坏性干扰。
现代社会制度比古代社会进步得多得多，也没见席伯伯跟谁合伙开超市给老百姓赚社保钱。
连政府小蚂蚁都不能染指经商。
关于政商不分带来的危害，可以举一个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王安石变法三分之一的内容就是为了填充国库，神宗皇帝在王安石的建议带头做生意，创立了三种国营企业：
均输法（国营贸易局）、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青苗法（国营高利贷）。
按理论来说，朝廷应该获利甚大，实际上因为私人企业受到冲击，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朝廷税收受损到惊人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民争利的贩夫走卒。
很多小人更是把变法当成是钻营的一种途径，比如吕惠卿、邓绾等人。大宋朝纲败坏、朋党之争自此伊始。
万不得已的时候（贞观前六年天灾人祸不断，实在是太穷了），李世民也搞过类似青苗法的“捉钱令史”，经济缓和后褚遂良立刻指出来这么搞容易朝纲崩盘。
后来有一次王黄志宏和褚遂良、房玄龄、阎立本等人一起钓鱼赏月喝酒吃烧烤，无意中说起了苏轼，提到苏轼那必然提到王安石变法，硬融进来的李世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
李世民还记得当时褚遂良那脑瓜子昂地，跟获胜的大公鸡似的，一副智商太满，得往下流点得德行。
所以从商，是皇帝最下下策的选择，而上上选择是想方设法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来创造税收。
比如放开禁酒令，鼓励民间酿酒纳税。研究琉璃制作之法，制作高奢商品大同蓝；发展民族手工业来赚取外汇……
况且李世民动不了世家可真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世家之所以能够把持朝政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人家文化影响力超强。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山西龙门王家的族长王通。他有一个弟弟，叫王绩，凭借一首《野望》坐定了唐诗第一楼沙发，他还有一个孙子叫王勃，初唐诗坛扛把子。
最牛逼的是他的学生：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温彦博、薛收、陈叔达、窦威……
除了薛收死太早，没混上宰相，剩下的都是初唐的宰相。
连军神李靖都受过王通的教导，就是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弟子存有异议。
没有世家，李世民都没有人可以用，你让李世民怎么动？
李世民不是抠搜，他是真差钱儿。
有了王黄一家四口的襄助，这十年来他不需要他像历史上一样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了，都是躺赢，省了不老少军费。
再加上灾情少了，丰年岁稔的时候多了，国库也逐渐充裕起来。
家里有余粮，也不代表不需要精打细算，花钱的地方委实不少。
大明宫早晚都要修，早修早享受，因此李世民这次痛快地把大明宫修好了，从太极宫搬了进去。
有钱了，那以前没钱搞的基建也得搞起来了，运河得凿吧，路得修吧，蒲津桥得搭吧，仓储得建吧，都城得加固吧，还可以考虑建一个防御性的长城，总不能再让人长驱直入打到渭水河边吧……
李世民现在的心态就是既要又要：他想避开中间商赚差价；他又想惯着他心爱的女儿兕子和城阳，让她们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在后世快乐的生活。
于是他把主意打在了常山公主身上。
他可以以生父的身份来接管常山公主的银行账户，刷常山公主的卡支付兕子、城阳、长孙皇后她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