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遁生于东晋初年，会稽郡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成为滋养他学术品格的沃土。绍兴一带，山水清幽，兰亭雅集的风流、剡溪两岸的墨香，共同构筑起东晋文化的高地。徐氏家族虽非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般的顶级门阀，但亦为当地文化世家，藏书颇丰，家风崇学。徐遁自幼浸染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皆是儒家经典与玄谈妙理，少年时期便展现出对《周易》的特殊天赋。
当时的东晋，北方士族衣冠南渡，玄学与经学交融碰撞，学术氛围自由而热烈。徐遁在家族长辈的引导下，系统研习经史子集，尤其对《周易》产生了浓厚兴趣。这部蕴含着天地万物变化之道的古老典籍，成为他探索宇宙人生奥秘的钥匙。会稽一带的隐士文化传统，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徐遁的价值观，让他对名利仕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疏离。
随着徐遁在《周易》研究领域的声名逐渐响亮，他的学术成就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东晋朝廷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同时也为了招揽更多的人才，对徐遁这样的学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朝廷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徐遁的居所，以高官厚禄相邀，希望他能够入朝为官。这些使者们言辞恳切，对徐遁的学问和才华赞不绝口，称他若能入朝，必能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然而，面对如此诱人的权力和富贵，徐遁却始终不为所动。他深知朝廷内部的门阀争斗异常激烈，政治环境黑暗腐朽。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有再高的官职和再多的财富，也难以实现他匡扶社稷、造福百姓的理想。
徐遁认为，入朝为官不仅可能让自己陷入权力的泥潭，失去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自由，还可能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最终身败名裂。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深耕细作，以学问和思想影响更多的人，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徐遁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以坚定而豪迈的笔触写道：“《易》有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乃吾心之所向也！吾志在天地之道，岂为庙堂之器哉？”他深知，只有远离那尘世的喧嚣与纷扰，才能够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大业。
这种毅然决然的拒绝，绝非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行为，而是一种对学术纯粹性的执着坚守，对独立人格的无畏扞卫。徐遁明白，世俗的名利场中充满了无尽的诱惑和干扰，若深陷其中，便难以保持内心的清明与宁静，更无法真正专注于学术的探索和文化的传承。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隐士的身份，归隐于会稽的青山绿水之间。在那里，他可以远离尘嚣，与自然为伴，静心思考天地之道，深入探究学术之理。会稽的山水，宛如一幅天然的画卷，为他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创作源泉。
在这片宁静的天地里，徐遁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可以尽情地沉浸在学术的海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束缚。这里没有官场的勾心斗角，没有世俗的虚荣浮躁，只有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
隐居会稽后，徐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周易》的研究中。他摒弃当时盛行的浮华玄谈之风，主张回归《周易》文本本身，结合汉魏以来的易学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徐遁认为，《周易》不仅是卜筮之书，更是蕴含着宇宙运行规律、社会治理法则和人生处世智慧的百科全书。
在研究方法上，徐遁注重考据与义理相结合。他广泛搜集整理历代易学着作，对《周易》的卦象、爻辞进行细致考证，力求还原其原始含义。同时，他又不拘泥于前人旧说，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将《周易》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赋予经典新的时代内涵。例如，他在解释“乾卦”时，不仅从卦象的角度阐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还联系东晋的社会现实，强调士人应在乱世中坚守正道，保持人格独立。
徐遁的《周易》研究成果，体现在他撰写的《周易通解》一书中。这部着作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独特的解读视角，在当时的易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为江南地区易学研究的重要典籍，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除了着书立说，徐遁以讲授经学为业，吸引了众多学子慕名前来求学。他的讲学场所，或在会稽山间的竹林中，或在溪水畔的茅屋里，没有华丽的讲堂，却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徐遁授课风格深入浅出，善于将深奥的经学理论与生活实例相结合，让学生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领悟经典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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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遁对学生一视同仁，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志于经学，皆悉心教导。他的门生中，既有出身寒门的求学之士